本文所论及的,是一个在当前中国经济学界和政策决策层面充满争议、但又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话题:工业化、资本效率与经济增长模式抉择。考察现代经济增长的源泉,本文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以“霍夫曼定理”为代表的“重化工化”理论是否是一种经验分析,这样的增长路径给中国造成了何种效率损失?在地方政府追求总量效应的政策冲动之下,“重化工化”给地方经济带来了何种影响?以内生力量和民营经济主导的“温州模式”如何在资源禀赋约束下实现产业升级和重构?本文第一章首先阐述了发展经济学史上代表性的增长理论,重点介绍了库兹涅茨对于现代经济增长源泉的核算,总结了先行工业化国家各个经济增长阶段的相关增长理论、驱动因素及主导产业。第二章从“霍夫曼定理”的介绍及争议入手,回顾和剖析了2004年以来在中国工业化道路及增长模式方面出现的“重化工之争”。第三章探讨了中国经济“重化工化”的经济现实及造成的效率和福利损失,并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本效率进行了以边际资本产出率(ICOR)为主要指标的经验数据检验。在以上基础上,第四章首先概括了“温州模式”的理论发展和现实经济困境,以及近年来在地方政府主导下向“重化工化”转型的政策冲动。其次,通过分析温州的工业内部结构并测度ICOR的变化,发现了“温州模式”转型的资本效率损失。最后,在波特竞争优势的“钻石模型”分析框架之下,提出了“温州模式”转型面临的困境、方向及政策建议。与国内现有研究增长理论和区域经济转型的文献相比,本文的所谓“创见”之处在于:1、选取一个地区作为剖析“重化工之争”的样本,通过增长理论探讨区域经济模式选择的现实意义。2、借鉴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在国内以往有关工业化和资本效率的实证研究基础上,重新测算了中国从1980到2005年的边际资本产出率(IC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