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是促进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柱。当前,国际能源市场供需格局变动、能源价格波动、地缘政治冲突时有发生,叠加气候与环境约束等全球性问题,使得国际能源形势复杂多变,加强国际能源合作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势在必行。秉承“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一带一路”倡议,而能源领域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对外直接投资日益成为推动企业国际能源合作的关键着力点。然而,随着企业对外能源投资数量与规模持续攀升,受东道国政治经济、资源与环境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企业海外能源投资面临区位遴选、进度控制、效率不佳等诸多挑战。因此,为保障企业能源国际化经营健康有序地发展,探究东道国能源投资风险水平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结合国际投资相关理论勾勒出能源投资风险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的影响机制,并引入企业与国家双重视角深入探析企业所有权性质、外交历史以及境外经贸合作区的调节作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企业实施能源海外投资活动的重要窗口,本研究选取2005-2018年在此区位开展能源对外直接投资的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在采用变异系数结合集对分析法,测量东道国能源投资风险作为解释变量的基础上,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实证检验能源投资风险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的关系,以及企业所有权性质、外交历史以及境外经贸合作区在其中是否发挥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能源投资风险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具有显著负效应;企业所有权性质、外交历史以及境外经贸合作区均显著正向调节能源投资风险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的影响。此外,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分类对外直接投资样本亦呈现能源投资风险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的负效应;资源风险、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环境风险与对华关系各二级风险均显著抑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依据所得研究结论,本文基于企业与国家二维视角提出相关建议,以期更好促进企业高效开展能源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为贯彻落实企业高质量“走出去”、推动能源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