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8年11月25日起,美联储陆续推出两轮定量宽松政策,通过创新不同的金融产品增加市场的流动性,与此同时,中国宏观经济变量也不断出现波动,主要表现为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美国数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对中国宏观经济变量,主要是对中国物价、产出、利率、货币供应量和中美双边利率的影响,目的在于检验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而回答学术界和生活中关于输入型通货膨胀的讨论。文章构建了含有块外生性的结构VAR模型,并从货币市场,外汇市场和商品市场三个方面来给出约束条件,通过分析中国宏观经济变量对美国货币政策指标的脉冲响应图和方差分解结果,对比检验数量宽松货币政策实施前后的不同影响。脉冲响应结果表明,美国实施数量宽松货币政策之后,在金融市场传导渠道和国际贸易传导渠道下,中国产出对美国货币政策变量的响应程度均显著提高,提高幅度在5倍以上；中国物价、货币供应量以及中美双边汇率对美国货币政策变量的响应程度变化幅度较小；中国利率对美国货币供应量和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的响应程度在不同传导渠道下变化程度不同,在国际贸易传导渠道下的变化幅度远大于在金融市场传导渠道下的变化幅度。整体而言,在美国实施数量宽松货币政策之后,中国各个宏观经济变量指标对美国货币政策指标的响应程度都有所变化,只是不同宏观经济变量指标的变化程度和方向各不相同。方差分解的结果表明,美国实施数量宽松货币政策以后,美国货币政策指标对中国宏观经济变量的贡献率增加了。具体而言,美国实施数量宽松货币政策以后,美国的三个货币政策指标对中国产出波动的贡献率显著上升,而且这种变化在金融市场传导渠道下比国际贸易传导渠道下更显著。对中国物价而言,美国的三个货币政策指标对中国物价波动的贡献率也显著上升。而且,对中国物价而言,在美国实施数量宽松货币政策之前,中国产出对中国物价波动的贡献率很高,有的时期能到达30%以上,但是在美国实施货币政策以后,中国产出对中国物价波动的贡献率急剧下降,相应地,美国货币政策指标对中国物价的贡献率则显著上升。对中国利率和货币供应量而言,2007年之后美国货币政策指标对它们波动的贡献率也上升了好几倍,而且变量自身新息的贡献率降低了很多。对中美双边汇率而言,美国政策前后,宽松货币政策指标的贡献率变化相对较小。此外,综合考虑各种情况,可以看出美国数量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产出和物价的影响在金融市场传导渠道下强于国际贸易传导渠道,并且相对而言对中国产出的影响比对中国物价的影响要显著；对中国利率而言,美国数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在金融市场传导渠道下弱于国际贸易传导渠道；对中国货币供应量和中美双边汇率而言,两种渠道下的影响差别不大。文章提出了一个新论点,即不能将近几年中国的高通货膨胀一味地归咎于外部经济环境,特别是美国货币扩张。从上述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的结果来看,美国数量宽松货币政策虽然会对中国物价产生影响,但总体上看这种正向的影响是很小的,特别是国际商品价格对中国物价水平的贡献也很小,而中国产出对中国物价的贡献率和影响都是最大的,因此对于中国近年来的通货膨胀,应该更多地从中国经济自身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