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名”为中心,以“名实”关系为视角,多方位地探讨先秦时期诸子“名”论的政治意涵。先秦名实思想非常复杂,“名”论繁多,“名”义多变,其“实”往往不同。由此,名实亦有广狭之分：狭义名实指一般的“名实关系”,属于语言日用层面。广义名实则指“名之实”,有名则有实,名的指向不同,其实质和作用也相应变化；不同学派论“名”,多与其核心的学术理念相关联,且多指向社会政治层面,并经常作为解决政治问题的工具。本文以百家争鸣为大背景,立足于先秦社会名实矛盾之基础,以名礼、名法、名辩、名道关系为纲,探讨广义之名实,同时兼顾狭义之名实,以此考察先秦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领域。第一章论述先秦名实问题产生的背景。先秦名实思想的主要载体是诸子著作。诸子百家主要来源于当时的新知识阶层：“士”。“士”的生活轨迹主要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由于“士”的崛起,私学的兴盛,社会政治的刺激,“士”的独立精神得到释放,其学术兴趣被大大地激发出来,思想和权力产生分离,产生了诸子之学和“百家争鸣”。争鸣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围绕“名”、“名实”等概念而产生的讨论。名实问题和当时的社会问题紧密相关,加上与诸子的生活轨迹相结合,成为思想和权力对话的主要桥梁。第二章论述先秦时期社会中的名实矛盾。名实问题的主要表现是社会中的名实矛盾。“名”是语言的象征符号,本身具有社会属性,和社会问题结合在一起导致各种各样的名实矛盾。先秦社会变革剧烈,名实矛盾非常突出。春秋时期的礼坏乐崩和随后各国的制度变革,都暗藏着各种名实问题。道德伦理中也包含着很多名实问题,诸如政治领域的合法性问题和伦理秩序中的君臣父子关系问题。第三章论述名与礼的关系。周代以礼立国,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形成了灿然大备的“礼乐文明”。“礼”本身具有象征和等级意义。名和礼的关系,恰好在于“名”作为象征符号能够用于规范“礼”的秩序。春秋晚期,孔子有鉴于礼的崩坏,提出“正名”思想,以期恢复周礼。加之儒家学派的继承和发扬,“正名”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并和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汇流,遂形成了以“名”为治的政治治理方法。儒家后学中,荀子对“正名”思想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第四章论述名与法的关系。战国时期,随着宗法制度的破坏和官僚政治的兴起,如何巩固统治秩序以适应当时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成为列国君主的头等大事。名实思想开始作为法家等学派的治国之术活跃在政治思想舞台。名作为符号象征,对礼的秩序起到了规范作用。法和礼同属于制度规范,尤其是在政治管理过程中,法也需要借助“名”来实现其目的。诸如“形名”“名分”等思想的应用,正是以“名”为治的重要表现,而且“名”对思想统一具有重要作用。第五章论述名辩思潮下的名实思想。“正名”思想的影响和战国时期学术的繁荣,促进了对“名实”问题本身的讨论,名辩思潮由此而兴,“名”通过“辩”得以自觉。由此也诞生了一批热衷于以“名实”问题作为研究、辩论对象的学者,。不仅包括名家、后期墨家,也包括儒家之荀子等。“名实”问题本身是名称和事物,或概念和实质之间的关系问题,其内在要求就是“名实相符”。由此也发展出了各种“正名”方法和名实理论,比如内涵定义、同异之辨,都致力于解决名实矛盾问题。第六章论述名与道的关系。当诸子大多接受了“正名”、“以名为治”的思想时,“名”的象征作用的局限性也被道家看在眼里。道家从老子发端之后,无论是黄老道家,还是以庄子为代表的出世道家,都将“名”视为一种次发的、从属的概念,而将“道”置于“名”之上,“无名”说随之诞生。在道家那里,“道”的本真是无名、无形的,由于摆脱了“名”的束缚,使他们能用一种超越的心态看待“名”本身。其中黄老道家以道观名,重视“名”的社会政治作用,形成了独特的道家“名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