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组织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浸透了几代经济学家的心血和努力,其中不乏激烈争论和尖锐批评。时至今日,产业经济学(产业组织)已被普遍认为是微观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之一,而且以其既有完善的理论基础,亦不乏广泛的实证研究支撑的特殊性质,被称为连接微观经济理论与实际产业经济政策的桥梁。它对产业竞争政策的制定也起到不可或缺的指导作用。西方产业组织理论框架早在上世纪末80-90年代即陆续引入中国,目前包括信息不对称理论、产权、博弈论在内的产业经济研究最新成果亦逐步进入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虽然理论研究引入中国非常迅速,但由于国内产业研究相关的数据库缺乏,相关的实证研究仍十分稀少,这样的产业组织理论是难以在中国本土开花结果的。在本文的研究中,作者试图通过对中国民航产业数据的发掘和处理,参照一些西方产业组织实证分析方法,计算出一系列可供分析的指标变量,探索一条利用中国产业数据,进行产业组织实证研究的途径,从而对产业组织理论中一些经典的理论假设在中国的实用性进行验证。为了尽量揭示结构与绩效之间的真实关系,本研究尽可能对产业技术效率变量以及政策管制变量进行了控制,并讨论了这些变量本身与中国民航产业市场竞争绩效之间的关系。本文第一章理论回顾与综述对本研究所涉及的主要理论及相关文献进行了介绍、归纳和梳理。这些理论和文献主要包括,产业组织实证分析传统(即哈佛传统学派提出的SCP范式)的理论框架以及其他学派对该理论框架的继承发展与相关批评;可竞争市场理论的基本框架、相关实证研究以及人们对可竞争市场理论的批评和补充;多市场接触竞争理论的框架以及相关的实证研究;世界各国近期关于民航产业研究的方法和主要文献。本文第二章中国民航运输市场的总体分析将中国民航市场视为一个总体市场,首先从中国民航的市场化改革、市场进入管制和市场价格管制三方面对中国民航的市场管制政策变迁进行了回顾。接下来,参照产业组织理论关于市场结构和绩效研究的一般路径,计算了一系列中国民航市场结构(包括实际竞争者个数、厂商市场集中度、赫芬达尔-赫胥曼指数)和市场绩效(包括企业名义收益率和真实收益率指标、名义市场票价和真实市场票价)测度指标,在计算中充分考虑了并购对市场结构的影响,并通过纵向(时间)与横向(中美)对比对中国民航的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的变化进行了细致刻画。最后,运用中国民航1991-2005年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市场结构与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OLS回归,本文发现:第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民航产业主要投入要素的劳动和固定设备的平均利用率提高,可以导致市场平均票价水平的显著下降;第二,中国民航的市场集中度指数的系数方向与理论预测相反。其中最可能的原因是由于市场上存在着较严格的价格管制。此外,分析过程中控制了“2002年市场并购”和“2005新航空公司进入”两项较为重大的影响因素,也是导致上述结果的原因之一;第三,2002年期间的一系列并购活动对市场平均收益率(市场价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理论预期一致;第四,新航空公司的进入能够有效地活跃市场、强化竞争,并对降低市场票价有较大影响。也即,小型民营航空公司进入中国民航市场的确起到了所谓“鲶鱼效应”。这个结果印证了业界人士的猜测。本文第三章中国国内航空运输市场的实证分析参考西方理论和实证分析,设计出了一套市场竞争绩效回归分析指标的构造方法。然后,运用244条中国民航主要国内航线的截面数据,计算出各条航线市场上的市场特征指标(包括实际竞争者个数、潜在竞争者个数、赫芬达尔-赫胥曼指数、多市场接触指数)、航线运营技术特征指标(包括航线计费距离、航线平均客座率、航线平均航班载客密度、航线年客运量)、政策环境指标(包括航线政府指导票价和分别执行三种不同放松票价管制政策的航线政策哑变量指标)。其中,本文首次计算了中国民航国内航线主要航线市场的多市场接触指标,并发现多市场接触的情况在这些航线市场上十分普遍,且在枢纽航线和大型航空公司之间多市场接触水平较高。通过本章的回归分析,本文发现:第一,中国民航国内主要航线市场的多市场接触可以导致相互克制,也即中国航空公司基本上遵循“黄金法则”行事;第二,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关于市场结构与市场绩效之间关系的理论假设,以及可竞争市场理论假设在中国国内航线均无法得到验证;第三,中国民航国内航线市场的竞争绩效受到航线技术特征(运输距离、客座率、客运密度)的显著影响,这与运输经济学的理论假设是一致的;第四,政府管制因素仍然是影响中国民航国内航线市场竞争绩效的重要因素。第三章回归结果与第二章回归结果相互印证。第四章中国民航运输市场的福利影响分析建立了一个理论上的福利函数,并对2005年中国民航主要国内航线市场的消费者福利和企业福利进行了估算和影响因素分析。然而,由于企业福利(利润)为负,本文认为,2005年国内航线市场并未达到最优水平。最后,本章还进一步对中国民航产业的成本变化与相关指标变化进行了回归分析。本文发现,中国民航业正处在一个平均成本随产量增加而趋于下降的发展阶段,也即,整个产业处于成长期,这也可能是市场结构变量与市场绩效变量之间关系异常的原因之一。此外,政府管制政策对市场绩效和社会福利有重要的影响。放松进入管制和票价下限管制政策对增加社会福利的具有显著作用。第五章主要结论和建议在对前述分析进行总结的基础之上,提出了本研究的最主要政策建议,包括:第一,在反垄断和促进竞争的法律实践中,应谨慎使用市场结构指标作为判断和执行标准;第二,对于具有类似航空公司的网络供应结构的企业,当局应关注多市场接触竞争可能对社会福利产生的负面影响;第三,放松票价下限管制将有助于增加社会福利;第四,较低的市场进入壁垒和适当的并购将共同促进产业绩效和社会福利的波动轨迹逐渐向一条上升轨迹收敛;第五,放松民航投入要素市场的管制对提高产业竞争力将具有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