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资源是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土地利用变化是在各种驱动力作用下人类与自然界的交互影响的体现,加强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研究是预测和分析土地利用演变的基础。而随着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建设占用耕地已无可避免,深入研究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机理对促进耕地的有效保护和土地利用布局的科学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以上海、江苏(分别为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扬州、泰州和南通八市)和浙江(分别为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宁波、舟山和台州七市)为代表的长江三角洲区域,成为全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最富饶的区域之一,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土地利用已经呈现出有别于我国其他地区的发展特点。基于此,本文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以全国土地变更调查数据为数据源,找出影响该区域主要地类变化的人文驱动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对推进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资源、保护耕地和保障粮食安全、构建城乡发展一体化建设体系均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论文结合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大背景,尊重区域特色,重新审视了长江三角洲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及人文驱动机制,在长江三角洲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DPSR分析框架构建、基于人口、经济和政策三维度的人文驱动因素分析以及长江三角洲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压力分析方面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本文研究内容、方法如下：第一,论文对国内外土地利用变化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系统回顾,并对人地关系理论、PSR理论、土地区位理论、农地非农化理论、土地控制论等加以分析与对比,阐释了土地利用变化的基本概念,构建了长江三角洲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DPSR理论分析框架。第二,分别从耕地和建设用地两类土地面积变化的特征上解译了长江三角洲区域土地利用状态演进特点。在系统梳理研究不同时期土地利用分类标准体系的基础上,对耕地和建设用地数据口径进行了调整统一,并对区域耕地和建设用地状态演进的具体特征和规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996-2012年该地区耕地规模从5962.58万亩减少至4874.76万亩,17年间净减少18.24%。其中水田和水浇地面积逐步减少,旱田面积则有所增加。1996-2012年区域建设用地规模从2208.24万亩增加至3848.80万亩。17年间净增加74.29%，平均年净增加为96.50万亩。以2004年为分界点,耕地减少速度和建设用地扩张速度分别呈不规则“U”型和倒“U”型特征。第三,从人口驱动力、经济驱动力和政策驱动力三个视角,结合典型城市重点讨论人口规模、城市化、房地产业发展和财政收入偏好等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及驱动机制。同时,运用构建的长江三角洲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人文驱动力指标体系,定量分析了人口、经济和政策因素对长江三角洲区域建设用地扩张和耕地面积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经济、政策驱动力对长江三角洲区域建设用地和耕地面积变化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如人口驱动力中人口总量每上升1%,会导致建设用地增加1.70%,地均农业从业人员数每增加1%,会使耕地面积增加1.11%。经济驱动力中农村人均纯收入每增加1%,耕地数量减少0.69%,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加1%,建设用地数量增加0.08%,可见随着长江三角洲区域居民收入提高,土地资源内部结构会产生一定变化。而我国对农田水利投资仍显薄弱,没有对保护耕地形成很好的支持。政策驱动力中非农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每上升1%,建设用地将下降0.67%,原因可能是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已逐渐远离了单纯依赖消耗土地资源谋求GDP增值的阶段,城市经济越发达,建设用地集约效果反而会凸现。农业结构调整也是造成耕地减少的一大因素,随着种植业在农业产值中的比重每下降1%,会使耕地面积下降0.43%。第四,从建设用地和耕地面积演化的双重路径对长江三角洲区域土地利用变化趋势进行预测。论文利用灰色系统理论,建立了地均农业从业人员数、城市化率、农村人均纯收入、农村人均住房面积、农业结构调整和地均粮食产量构成的耕地利用变化预测模型,以及人口密度、城市化率、地均GDP、固定资产投资和非农产业比重构成的建设用地利用变化预测模型,预测精度检验结果表明灰色预测精度高,可信度大。预测结果：未来5-10年长江三角洲区域耕地面积下降和建设用地规模扩张还将持续。根据预测,在保持目前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和耕地与建设用地利用变化速度状态下,到2020年长江三角洲区域实现2020年土地利用规划目标的将有545.36万亩的耕地缺口压力和885.97万亩的建设用地需求压力。第五,将长江三角洲区域未来土地利用变化的趋势与长江三角洲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人文驱动机制分析结果相结合,论文从区域土地利用调控体系、手段和对策三方面提出了完善长江三角洲区域土地利用调控模式,并围绕人口驱动力、经济驱动力和政策驱动力提出了促进长江三角洲区域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土地调控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