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医学在温病学、草本学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发展成就,而在民间医疗中又充斥着严重的医患矛盾、医风医德问题,以致于在晚清西医的冲击下举步维艰,犹如涸辙之鲋,岌岌可危。以道光为界,其先后医政建设存在很大的不同,但是又关系密切,而医政建设又与民间医疗的发展不无关系。因此,本文主要依据《清实录》、《清史稿》、《大清会典》、地方志以及大量的文集、笔记、世情小说和医案医话作品,着眼于从中央医政、地方医政、业医群体、医风医德及医患关系、医病风尚等方面入手,重点考察清前中期——道光以前的医政与民间医疗问题,并探讨医政对民间医疗的影响。清前中期的医政分为以太医院为中心的中央医政以及地方医政两个方面,但是两者各自为政,互不相关。前者在清代沦为皇家集权御用的医疗机构,人员升转、诊疗活动等方面都受到严格的管控,权力也日益为内务府所分掌,并随着清代的衰落而式微。其职责主要是围绕着皇家贵族而展开,并在皇帝的命令下为王公大臣、科举人员、军队以及狱囚等看诊,但是对地方医政并无管理之权,亦无管理之责。后者因统治者漠不关心而衰败。通过对当时经济文化中心以及医学重地——江南地区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以及太仓州一州的考察,并参照其他地区地方志的相关记载,不难发现,地方医政多形同虚设,无异于告朔饩羊。医学署大多废弃,无禆实益。医学官人员稀少,各就所居,并且职能不彰,事迹不明,甚至部分地方早已裁撤。朝廷与地方官基本不闻不问,医官一职几近于无。地方医政的衰败使得偌大的民间医疗市场几乎处于一种自由放任的状态。官方对各地行医之人并无任何形式的教育考核,也没有相应的执业规定。因此,任何人都可以挂牌行医,医疗行业成了 一个几乎没有门槛并具有极大开放性的行业。而另一方面,清前中期,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学医业医之人众多,中医学又极其精深广博,非勤学苦习难以得其精髓。所以在缺乏一定的教育和考核制度下,流入民间医疗市场的医家群体往往良莠不齐,医术相判云泥。既有世医、儒医等中上层医家,也有草泽医、女医以及宗教业医者等边缘化医生群体;既涌现出妙手回春、悬壶济世的明医、良医,也充斥着医术拙劣、唯利是图的“市医”、“时医”等庸医之流,故而医风医德问题严重。诸多医者医术不精,但是好结交富贵、唯利是图,又弄虚作假、欺世惑人。不谙药理,不明药性的医家亦随处可见,用药不辨症,潦草敷衍,并好开重药、贵药,加之伪药、劣药盛行,时人对此深恶痛绝。民间亦自发兴起编印医书、善书以规劝警戒医者的“医医病”之倡,以期挽救时弊,弊绝风清。除此之外,因官方对民间医疗市场的管理缺如,民间医疗混乱不堪,医家群体错综复杂,而这又导致了当时的医患矛盾异常尖锐。病家对医家缺乏信任,多有“以身试手”之虞。择医、试医、困医以及换医等现象屡见不鲜,加之其他医者以及旁人的参与,视病诊疗呈现出多方博弈之态,严重影响医疗活动的开展,病家与医家都备受其害,嘖有烦言。而当时最为世人痛恨不已、大加挞伐的庸医问题,由于官方的不重视,法律实施不如人意,致使庸医犯罪代价低,庸医泛滥有增无减。因此,在当时的中上层人士中,笃信“病不服药,常得中医”,秉持“不服药之戒”的现象极为常见,而在中下层的贫苦民众中,因医疗资源不平衡,延医问药代价高,往往只能不服药而求助于祷祝。虽然民间有不少的仁人医者施医施药,刊刻医方,但毕竟是杯水车薪。振兴医政是加强民间医疗市场管理,重整医疗秩序,改善医疗环境所必不可缺的措施。官方力量的适当介入有利于从宏观上把控业医人群的行医能力,规范行医和就医的秩序,形成负责和信任的医患关系,从而优化民间医疗环境。清前中期的医政衰败对民间医疗的影响,以及晚清中医在西医冲击下溃不成军,诸多人士提倡中医改革和清末医政振兴的兴起,无一不说明了国家良好医政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