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信用制度是我国传统社会信用制度演变过程中的一个经典案例。晋商创造的信用文化构成了山西商人辉煌的商业文明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其所建立的完善的信用制度对中国近现代商业、银行业的启蒙和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深刻影响。有鉴于此,引发本文尝试运用制度分析法并结合历史微观案例探讨晋商信用体系中各种信用制度的生成机理及实施方式。 明清时期晋商信用在其契约实施和执行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依据当时所处的特定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而展开的。随着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所呈现出的多样性,晋商信用交易的条件和形式也不断发生变化,从而促使交易成本下降,交易效率提高。因此,我们以假定的没有第三方介入的产权状态作为逻辑的起点,晋商与其交易对象基于对等且归属明晰的产权关系,相互之间建立了一种纯粹的私人契约关系。而“相与”关系、票号信用、标期制度与家族信用这些具体的信用制度是晋商受交易双方利益关联度和经营理念影响下的理性而必然的选择,具有自发产生与实施的性质。 明清时期,市场混合型和复杂化的交易增大了晋商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以及风险预期程度,双边信用机制必然受到冲击而无法维持原有长期稳定的利益关系。此时,信用的保障就须要第三方介入产权以集中承担产权的执行和监督职能。同业规范在晋商信用事业的发展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会馆公所的产生起源于晋商所具有的共同诚信和契约强制,它们除了采用正式规则来增加不守信行为的成本外,还利用其控制的商业渠道和对行为价值理念的引导功能,构建起一套非正式的约束机制。会馆公所作为自发的私人组织,通过多边声誉机制和多边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