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经济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之中,各国和地区间的商品流、资金流、技术流以及信息流的加速运动,极大地推动了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跨境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任何一个国家都已经不可能只依靠本国的资源、资金、技术和市场来谋求自身经济的发展,走经济国际化的道路已成为时代的必然选择。当前,中国的开放型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国际化阶段。一个显著变化就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规模的迅速扩张,2009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排名第五的FDI来源国。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国内背景非常复杂：第一,生产国际化和市场开放化导致国际竞争国内化、国内市场国际化,企业面临更加激烈的国内竞争。第二,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不少国家在国内经济压力下重筑贸易壁垒。与此同时,我国国际贸易收支账户持续呈现出大量的“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屡创新高,出口面临严峻考验。第三,截至2010年12月,我国累计外汇储备约2.85万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持有国。巨额外汇储备虽然有助于保证国家宏观经济的稳定,但却加重了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而且大量外汇储备以美国国债的形式存在,在美国经济衰退、美元贬值的背景下,其安全性和营利性难以得到保障,中国政府必须积极开拓外汇储备的运用渠道。第四,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资源紧缺矛盾日益突出。资源企业“走出去”开发新的资源供应基地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第五,由于跨国公司加强了在华技术保密措施,国内企业获得先进技术的渠道有限,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变被动为主动,直接吸收在国内难以获得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第六,我国政府制定并实施“走出去“战略,出台一系列的支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有利于促进投资便利化。综上所述,中国企业只有全方位、深层次地参与国际市场和资源的竞争,利用好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才能真正适应经济全球化时代的要求,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虽然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但由于历史、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等多方面的原因,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依然存在许多理论和实践的误区与空白,所以本文力图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展开深入、客观和系统的理论探讨。众所周知,FDI的经典理论起源于发达国家的投资实践,随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兴起,学者们发现传统的FDI理论主要是基于发达国家的投资实践发展起来的,对发展中国家的解释能力有限,才逐渐开始关注和发展用来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但是目前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多是在传统FDI理论框架下进行修订而形成的,其论述欠缺全面性和深入性。虽然传统的和有关发展中国家FDI理论仍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由于受到经济环境、所有权优势、治理结构以及政策支持与限制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相对独立的特性,迫切需要发展新的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解释。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研究有利于丰富和推进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为相关领域的学者提供理论参考,为中国政府提供政策建议并为中国企业提供实践指导。本文在广泛收集数据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的问题运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概括如下：规范研究与实证的研究方法、归纳与演绎的研究方法、理论研究与政策的研究方法以及国际比较的研究方法。本文的结构安排分为以下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此部分为全文作概括性的铺垫和介绍。主要阐明本文的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结构安排、研究方法、基本概念界定以及以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特点、发展阶段、拉动与推动因素以及理论框架的演变为重点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加以综述,为开展后续研究奠定了扎实的研究基础。第二部分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及特征分析。此部分首先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与政策进行回顾,并且在统计数据的基础上运用图表方法对OFDI进行了较全面的基础分析,得出其现状特点。其次,本文对现状特点进行归纳和分析,深入探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蛙跳特征,并通过国际比较的方法,寻找其与早期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的投资特点的差异,力图探求经济全球化下中国海外投资的新特点。第三部分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定位分析,是本文的重点章节。本部分运用了投资发展周期(IDP)理论判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通过对人均GDP的回归以及FDI流入、流出平衡性的综合判断,本文得出结论认为目前中国已经处于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三阶段。中国的净FDI投资地位在2008年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左右就进入该阶段,投资周期明显短于投资周期理论的预期,对理论做出了探索性的修正研究。该研究体现了理论指导个案,而个案又对理论进行修正的研究思路。第四部分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拉动因素和投资动机研究部分,是本文的重点章节。本部分在资源基础观的基础上构建适合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和战略的理论框架,将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划分为资源强化型、资源互补型和资源开发型三类。因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组合是跨国公司战略的实施结果,所以本文通过对东道国区位拉动因素显著性的检验逆向推理归纳出跨国公司的投资动因。在对1998-2008年11年间中国企业向53个经济体的投资情况进行面板数据的实证回归分析后,得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及其时间和空间的演变过程特点。估计结果验证和支持大部分假设,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主要是资源强化型和资源互补型投资并遵循“依次多元化”的战略,即先进行资源强化型投资,接着扩展到的资源互补性投资,并已经逐渐呈现出资源开发型投资的趋势。检验结果同时还印证了本文建立的具有时序性投资动因理论框架的合理性,因而该部分也成为本文的创新性研究之一。第五部分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推动因素研究部分,是本文的重点章节。本部分在资源—产业—制度理论框架下,全面、系统的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内在可能性、外部或产业和制度等推动因素的影响程度。通过文献以及理论上的逻辑关系找出与这三大因素有着较强因果关系的子影响因素,以可衡量的代理变量为媒介,从代理变量的显著程度判断该理论影响因素对中国OFDI推动程度的强弱,进而找到具有决定作用的推动因素。结果显示,对中国OFDI起关键性推动作用的因素包括：相关的国际化经验(OEM和外包)、研发支出与研发效率、能源供需矛盾、汇率与外汇储备、资本市场以及有利的政策激励。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推动力较弱的因素包括：企业的管理水平、学习吸收能力、国内市场需求情况、行业竞争激烈程度、相关产业支持和种族人脉。第六部分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部分。在国际市场上经历蛙跳式崛起的背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似强非强”、“将熟未熟”的局面。中国政府和企业尚未做好充分的准备,面临了许多独特挑战和问题。本部分首先发现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高速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然后从政策面和企业面提出了有针对性且可操作的应对策略,体现出本文的现实意义与价值。第七部分为结论部分。本部分基于前几部分的分析,给出了概括性的结论,系统地梳理了本文的研究所取得的观点。本文力求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创新性的探索：第一,系统的梳理了FDI理论分析框架的演变,找到OLI框架、LLL框架与资源—产业—制度框架之间的互补关系和内在联系,认为而资源—产业—制度框架是更加系统化的研究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第二,由于发展中国家存在着较高的异质性,本文归纳出中国不同于传统理论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特点。第三,通过实证回归检验以及净对外直接投资业绩指数,对中国的投资发展阶段做出定位,并对全球化背景下IDP理论的适用性需要做进一步修正。第四,将投资动因与东道国的引力或拉动因素相结合,在资源基础观的理论上构建了新兴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的动机框架,认为投资动机类型具有一定的“时序性”。第五,资源—产业—制度框架在在国外学界刚刚兴起,而鲜有国内学者运用它对中国的情况进行检验,本文则从该理论出发探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推动因素。本文的不足之处存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相关数据的缺失。由于相关的代理变量的数据,尤其是企业微观层面的数据很难获取,所以在证明企业差异性资源对其对外直接投资的驱动作用时比较困难。同样原因,在探索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时,也无法直接使用企业层面的数据,只能从东道国的拉动因素推断企业的投资动机,同时无法排除企业出于跟随供应商或者客户甚至竞争者的原因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而并非受东道国的拉动因素吸引的可能性。二是相关变量难以量化。由于制度因素属于规范性社会变量,所以很难用具体的数据来检验其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因果关系,只能通过现有理论来论证说明。三是尚未明确拉动因素和推动因素作用力的大小。虽然本文探索了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拉动和推动双重因素,但究竟哪种类型的因素起到更大的作用尚待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