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形象是地域文化的综合表现形式,它是依靠文学想象和文学叙事建构起来的。山东作为礼仪之邦、好汉之乡的形象正是通过各种文学叙事加以想象不断强化的结果。地域文化形象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具有多重性多样性,本文提出的“世俗山东”文化形象就是现实生活状态下的山东形象,是对人们耳熟能详的道德型、理想型山东形象的有力补充。“世俗山东”的地域文化形象是与《金瓶梅》的奇书传统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四大奇书之一,《金瓶梅》的独特意义在于它为中国文学开创了世俗叙事的文学传统。世俗叙事是与历史和传奇传统相对的现实主义传统,注重反崇高性与非重大性,坚持世俗化的价值取向,反映日常生活表现世俗人生。《金瓶梅》中世俗叙事传统的开创性运用,使得它充满了世俗化狂欢化的精神本质,世俗山东的文化形象由此而生。《金瓶梅》用于想象“世俗山东”的世俗叙事手法大致有几下几种:风俗化叙事、家庭叙事、商业叙事。这些叙事模式在后世的山东文学中得到继承发展,并在世俗山东文化形象的塑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风俗化叙事是《金瓶梅》世俗叙事传统的重要模式,它通过对节日婚丧、饮食习俗等市井风情、社会民俗的细腻描写,全面展现出世俗山东的风情。山东现当代文学的许多作品都呈现出这种风俗化民俗化的叙事模式,描绘出一幅山东大地的风俗画卷,并形成了诸如李贯通笔下的微山湖、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刘玉堂笔下的沂蒙山村等一大批极具风俗化的文学地域形象。这些作品运用风俗化叙事模式详尽且代表性地展示了山东大地的饮食习俗(例如善饮)、节日习俗、婚丧礼仪、文化风情(例如梨花大鼓、茂腔)等,并从中反映出山东人豪爽大气又不失浪漫多情、克己复礼的地域特征,从而对世俗山东的文化形象进行了塑建。家庭叙事可说是《金瓶梅》世俗叙事传统的重要特色,它以家庭为中心进行叙事,开创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由外向内、由反映社会重大矛盾向透视家庭琐事的转变。二十世纪山东文学中不少作家都采用这一叙事模式,以家庭这一细胞状写乡村与都市,展现出一幅宏大的富有生活气息的世俗画面。于艾香、宋潇凌、马枋等一批女作家状写情感这一家庭核心问题,勾勒出齐鲁儿女的情感纠葛婚姻内幕。《红高粱家族》、《药铺林》、《牟氏庄园》等则以家族作为文本叙事的有效载体,对作为家庭延伸形式的家族进行阐释,完整了家庭叙事模式的框架。围绕这一系列的家庭叙事,山东文化中安土重迁、追求子孙满堂、注重道德自律等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世俗山东文化形象也得到进一步确立。《金瓶梅》的世俗叙事传统还运用了商业叙事的模式,通过塑造丰满的商人形象展现世俗性的商业文化,对世俗山东文化形象进行塑建。《东方商人》、《大染坊》、《大观园传奇》等作为代表性的商业叙事文本,对几位性格各异的齐鲁商人作了细致刻画,展现了他们身上共同的山东商人的地域特征:敦厚正直、诚信为本、耐劳肯干、义重于利,为世俗山东文化形象的丰富性完整性做出了贡献。以上是对二十世纪山东文学的整体审视,而具体到对建构世俗山东文化形象做出过重大实绩的作家,我们便不能不提到老舍。山东作为老舍的第二故乡,为老舍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有价值的写作资源与灵感。他的许多小说、散文名篇都以山东为背景,或直接以山东为描写对象,展示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山东的城市风景、市井百相等俗世生活气息,维护了世俗山东文化形象的延续性与完整性。可以说,老舍在构建“世俗山东”这一地域文化形象的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不可低估的作用。本文采用以文学反观文化的方式,通过对《金瓶梅》世俗叙事传统的一路追踪,一个新异的世俗山东文化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这一文化形象的确立有助于促进山东地域文化形象日益趋于完整,从而深化对山东地域文化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