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几十年的一体化进程，欧盟在地区一体化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一方面它实现了经济联盟的建立并向政治联盟逐步迈进；另一方面在制度建设中欧盟也创建了自身独有的决策机制。从这两个意义上来讲，欧盟早已超越了普通的国际组织。但是随着《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进入政治一体化阶段后，欧盟遇到了一系列问题，其中之一便是“民主赤字”，制度的缺陷与合法性的缺失成为制约一体化继续深化的瓶颈。　　 议会是民主国家代议机关，拥有立法与监督政府等传统职能。但是随着一体化的深入，欧盟日益扩大的经济政治决策能力带来了“去议会化”的负面影响，国家传统自主权在不断的向超国家转移，新的决策环境使国家议会很难在欧盟的决策中发挥影响力。　　 但是，欧盟在多年的治理经验中也摸索出了一条多层级治理的道路，这给其中的政治行为体在各个层级发挥作用提供了条件，对国家议会也是如此。一方面，它可以在国家层级上进行自身改革，建立相应的欧洲事务委员会，与其它专门委员会进行分工合作，随时把握欧盟决策的动态，加强自身对政府在欧盟决策中的监督作用；另一方面，国家议会也可以在超国家层级上积极参与治理，通过议会间制度化合作来进行信息交流与功能互补，以及尝试着作为一个整体与其它机构一道参与条约的制定，将合法性要素输入到多层级体系当中。　　 更重要的是，欧盟也从国家议会参与多层级治理的合法性要素中看到解决“民主赤字”的希望，自《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开始，各项具有宪法性质的条约不断赋予其权利，提高其整体地位，特别是《欧盟宪法条约》直接将其纳入“早期预警机制”，国家议会的回归成为一种趋势。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种趋势的实现是充满制约与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