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制造业大国，但非制造业强国。一方面，制造业的科技创新能力较弱，处于全球制造业价值链的中低端；另一方面制造业发展中资源消耗巨大，资源利用率低，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因此，我国制造业亟需转型升级。环境规制作为一种“有形之手”，可以有效治理制造业发展中的环境污染问题，改善环境质量；并且大量研究也证实环境规制能够通过技术创新最终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因此技术创新对于环境规制与制造业转型升级关系的影响成为理解环境治理和制造业转型发展双赢的关键。
　　本文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首先根据相关数据资料，对我国环境、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和制造业进行现实特征分析；其次，通过作用机理分析，得出定性结论，即环境规制能够通过技术创新、FDI、资本市场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等路径传导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并借助Baumol经济增长模型，构建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传导路径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数理模型，并给出相关理论假说。最后，对作用机理进行了实证检验。
　　本文选取了2009-2018年A股上市公司、新三板挂牌公司的微观数据以及各省级行政区环境年鉴、区域经济年鉴的宏观数据，借助DEA-Malmqusit方法构建了有微观基础的核心被解释变量制造业转型升级，然后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对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存在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与制造业转型升级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成立，并且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与技术创新为“J型”关系，由于企业技术创新具有规模效应，所以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强度越强，企业越有激励进行技术创新，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与技术创新为“U型”关系，波特假说成立，即环境规制能够倒逼企业技术创新。再借助门槛效应模型进一步探究技术创新背景下环境规制异质性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以两种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以技术创新为核心解释变量，同样以制造业转型升级为核心被解释变量，发现两种环境规制工具模型均为双门槛模型，其中对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三个区间规制强度下，环境规制均能够通过技术创新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但由于技术创新带来的环境效率提高可能会挤出一定的生产效率提高并且低强度时企业更加容易满足环境标准，高强度时，市场中仅会“幸存”一批最优质的企业，因此第一、第三区间推动作用要强于第二区间。对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在第一、第三区间强度下，环境规制均能够通过技术创新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但由于市场机制越完善，企业决策集越大，也更容易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因此第三区间下促进作用要强于第一区间，而在第二区间时，由于规制给企业带来了更多的负担，但却没有完善的市场机制让企业来消化负担，此时一味的技术创新只会阻碍企业发展。在根据环境规制强度门槛值对样本进行区域划分后，将样本按照所处区间的“优-次优-非优”分成了9组。
　　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丰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形式、科学实施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正确引导资金流向服务业、因地制宜实施环境规制的政策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