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吴文光的《流浪北京》被视为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开端,“独立”一词的概念也被提出,即:“独立操作”和“独立思想”。独立导演们以倾听者的身份出现,他们将摄像机作为一面“镜子”来记录底层社会现实!而也正因为如此,纪录片“原罪”在这类纪录片中就显得更加突出,独立纪录片的制作者为了实现艺术追求和达到纪录片更深层次的真实性,而将摄像机介入到被拍摄者的私人生活当中,因而出现了一些侵害被拍摄者权益的情况,使得伦理问题越来越备受关注!在独立纪录片发展的二十年间,独立导演为了更深入表现底层现实,很多导演选择不同的方式用身体在“底层”行走:用仰视和谦卑的态度建立底层的尊严,直面底层的黑暗残酷,以及“包含某种粗粝的人道主义”的底层社会体验,正是通过这三种行走方式,让底层进行自我表述。然而,无论采取哪种方式都无法解决制作者与拍摄对象之间实际存在的伦理问题。从2000年以后的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的言论之中可以看出,导演在消解“俯瞰”和“怜悯”视角方面还是有所成就的,但大多数观众和评论者在观看呈现出的影像作品时还是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道德伦理问题,有时候甚至十分尖锐。因此,尤其是近几年,独立纪录片在不断受到大众关注的同时,道德问题也引起各界的争论。然而,事实却是无论是制作者与被拍摄者之间利益关系问题,还是底层社会与大众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都无法从根本永远消除!本文以中国独立纪录片在创作过程中的伦理问题为中心,对中国独立纪录片短短的二十年的发展史进行了阐述,其不同阶段的伦理问题因各种因素的原因会有所不同。在中国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中国独立纪录片有其独特性,尤其是近十年,中国独立纪录片的道德伦理问题显得更加突出。本文从第二章开始对中国独立纪录片的道德伦理问题进行了分析,首先解决的是制作者与被拍摄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纪录片的核心问题,也是伦理问题的核心,二者的关系是制作者首先要解决的也是必须解决的,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无论制作者与被拍摄者的关系如何处理,最终的伦理压力还是会转到制作者身上。第三章对“观看之眼”下的制作者、观众以及镜头进行了分析,在“看”的前提下,制作者、观众、镜头带着自我的道德规范对“被看”的被拍摄者进行评判,再加上大众舆论的潜在心理约束,要想达到“看”的平衡,背后的压力最终还是回到制作者手中。第四章对制作者在追求个人利益与艺术价值进行分析,作为一部纪录片的制作者,片子的艺术价值走向究竟如何取舍全部都掌控在制作者手中,因此最终得出的结论是独立纪录片最终的伦理解释权依然掌握在制作者手中,纪录片制作过程中,伦理问题只能靠制作者对自我道德伦理的把控来实现!因此本文在第五章对制作者的自我道德伦理把控进行了分析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