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6世纪开始,人类开始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变迁过程中,存在着从商业革命到金融革命再到工业革命的发展路径。中西方的商品经济发展中,从当时的商业发展和商业推动下的工农业生产及人民生活水平来看,中国并不落后于同时期的英国,只是中国结束商业革命的时间要比英国晚而已。商业革命之后的金融革命中,中国以晋商首创的票号为代表,英国以英格兰银行的创立为代表,双方都在商业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着金融业的制度创新,可是一个世纪之后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进而实现了工业化,而中国自主实现工业化失败。在经济史的研究中,长期以来,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工业革命方面,甚至以工业革命作为近代社会开始的标志,忽视了金融革命存在的必要性以及其对长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大量的学术成果也集中在棉纺织业、农业、矿产等领域,对金融变迁及其对长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研究则较为薄弱,忽视了金融革命在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中至关重要的作用。金融业作为经济活动的枢纽,金融变革在近代西方世界兴起,在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的转变中,以及推动国家经济实力和长期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应该予以关注。本文从近代商品经济发展对金融孕育的角度入手,选择中西方历史上现代金融产生标志的山西票号和英格兰银行进行比较研究,通过分析二者在商业融资、代理国库、国家银行发展演变中的不同路径,总结出早期金融发展的一般路径。并综合运用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原理和方法,引入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博弈论的分析工具,从政府监管、产权界定、政治体制等多样化制度的角度探究二者路径演进的影响因素。以政府可置信承诺与有效债务市场的产生角度,探究政治体制与金融发展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即以保护产权为主的法律制度和有效约束政府强权干预和掠夺市场的宪政民主制度的形成,增加了政府的可置信承诺,促使了有效的经济组织在经济发展中起到独特的作用,确保了经济发展和市场自发的扩展与成长。政府对其债务的可置信承诺又为国债的制度化和长期资本市场的发育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制度安排与产权变革对经济增长的长期推动是通过金融体系的完善和崛起的资本市场来完成的。本研究认为金融路径的不同导致东西方经济社会在向现代化的演进中走向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没有金融就没有现代工业,近代以来成套金融工具的出现、金融市场的成熟、金融结构的完善是工业革命起步与发展的资本条件。只有资本积累到一定规模,并且通过畅通的渠道进入投资领域,工业革命才能够发生。同时,政治体制与金融发展的路径演进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西方以保护产权为主的法律制度,以及有效约束政府强权干预和掠夺市场的宪政民主制度的形成,增强了政府的可置信承诺,促进了国债的制度化和长期资本市场的发育,确保了有效经济组织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市场的自发扩展与成长。也就是说,一国的政治体制、政府行为、产权界定等因素又是导致二者金融发展路径不同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