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秦汉律令中的重要概念,“赃”的出现频率极高,大量犯罪遵循计赃定刑的处理原则。秦汉时期赃的概念范围较广,以盗赃为基础,衍生出了不同的罪赃种类,主要包括受赃、证赃及坐赃,尤以坐赃概括内容为多。秦汉律中盗赃的规定直接针对窃盗,并为其余盗罪如主守盗所适用。盗牛马、盗田土犯罪尽管特殊,但并未形成后世“不计赃而立罪名”的规定,仍遵循计赃原则。秦律出现了“受臧”称谓,并发展为汉律中的受赇、受所监。汉律中还可见官吏以赋敛为名的擅赋、盗赋、强赋之“赋赃”。汉律中的苛人受钱、恐猲取财之赃均具有受赃性质,但二者主体、情节上并不同。此外,“证财物故不实”在汉律中被计赃论罪,并逐渐演化为与盗赃并称的“证赃”。秦汉律中存在大量参引盗罪处理的“坐赃”罪名,所适用的“坐赃为盗”、“与盗同法”、“以盗律论”术语都包含着计所涉利益为赃的要求,三者对应的刑罚体现着由重到轻的变化。诸多罪行所坐之赃各有不同的实际内容,计赃情形也较为复杂,体现出秦汉律立法的细致考量。除广泛的计赃罪行外,秦汉时期存在盗罪不计赃、为利不计赃、计值不为赃的情形。针对官吏失职犯罪的计值论罚与计赃定刑存在着本质区别,二者不宜混同。通过对计赃、不计赃情形的对比可知秦汉律中的赃具有较为固定的构成,对犯罪主客观两方面均有严格要求。在计赃赃等方面,秦及汉初、文景时期、西汉中期以后的赃等构成均不同,其变迁同经济、币制及货币计量不无关系。秦汉时期的赃等是单一的,尽管其中对官吏赃罪的计赃经历了降低赃等上限、别立特殊赃等的变化,但秦汉时期的赃等始终未产生类似唐律六赃体系的多元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