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媒介化的社会发展背景中,村落文化在民间影像的介入和影响下呈现出生动的变化过程。本文探讨的是民间影像在村落语境下的新的生产方式:“把摄影机交给他们,让他们自己表达自己”,即村民参与的村落文化的再造。摄像机由外来者手中转移到村民手中,拍摄主体的转变,意味着民间影像的生产开始从拍摄者自身的本土信仰、日常生活、文化制度进入和拍摄,在这个意义上,它为人们超越文化遗产保护、商业化的民间影像的单一视角提供了可能性。与此同时,从主体日常生活、文化制度的总体框架来对民族文化进行拍摄、记录和传播,必然推动其文化自觉意识的觉醒,而且这样的觉醒是双向的、互动的,是一种村民参与,主客位合作式的民间影像的生产方式。村民参与式的影像记录将在传统村落文化的发展和变化中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基于笔者对“乡村影像”项目的乡村实践的参与式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作出的。笔者作为“乡村影像”迪庆藏区实践过程中的参与者,直接与拿起摄像机的藏族村民进行面对面的指导、观察和访谈,描述他们拿起摄像机的过程、拍摄的对象和拍摄的心理成长,从而探讨村民通过影像摄制和传播的方式,参与到村落文化的再造过程中对于本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具有的社会意义。本文由五个部分的内容组成:绪论,全面梳理“民间影像”研究文献,提出研究问题,村民参与式民间影像的生产和传播对于村落文化的再造具有的现实和理论意义。第一章,从历时性的时间维度,描述和分析“乡村之眼”影像培训计划的提出,发展及其取得的社会成果。从参与式观察的研究角度,描述了笔者参与到云南省迪庆州藏族文化民间组织卡瓦格博文化社“乡村之眼”的实践活动,具体分析了笔者在田野过程中“指导者”、“观察者”、“研究者”之间的多个角色的转变过程,从而更好地描述了参与式民间影像的生产过程:“关注焦点——集体探讨——文化持有者影像拍摄——回归集体放映探讨——自觉意识的思考”。第二章,从村民为什么拿起摄像机?村民应该拍摄什么?应该为谁拍?等具体问题出发,结合田野案例,分析由“乡村之眼”倡导和培育的村民参与式民间影像的生产方式对于村落文化的再造的文化意义:这是一种共享话语权的传播手段,整个过程中凝聚着村落大多数利益的思想意识,以民主的方式进行影视呈现。作为弱势群体的村民表达自主情感的工具,聚焦的问题往往都是村民在现实生活中所关心的实际问题,将传播的渠道与村落底层相接轨,将大众官方传媒忽略的观点逐步带到社会公众的地位上,是一种影像文化赋权的过程。第三章,从文化的内部再造和外部再造两个维度探讨参与式民间影像的文化再造功能。内部再造,民间影像通过声像俱全的媒介特性表述着村落文化内在的意义,民间影像再造了某种潜在村落文化,表明了村落当地的历史文化及社会事件。从村民的参与式影像的实践中,逐步向文化自觉靠拢,潜移默化中达到质的飞越——实现文化的内部传承与发展。外部再造,即村民掌握村落文化向外传播的主导权,讲述属于民族文化逻辑的村落故事,传播村落的文化价值,从而推动村落文化在更加广阔的文化空间中的互动与沟通。第四章,聚焦于民间影像与村落文化参与式再造的可能性的探讨。村民作为文化持有者,对本民族文化有着深厚的情感,他们拿起摄像机,可以从自身的文化逻辑来表现村落文化的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从而在深层的文化肌理上推动村落文化的再造,即从符合本民族文化逻辑的基础上推动文化的内部传承,帮助村民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挖掘和表达自己的文化立场;同时,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立场,拍摄和传播本民族的村落文化,发出村民自己的声音,将其投递给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权力拥有者,将边缘群体的权力赋予真正纳入国家的权力体系中,解决当地至关重要的发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