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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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竑作为晚明时期的重要学者,近年来颇受学界关注。学者们围绕焦竑生平著述、学术思想、文学及史学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的讨论,然作为晚明“北面人宗”的焦竑的经学成就长期以来被遮蔽于世,近代学界鲜有关注者。基于此,本论文以焦氏四书学为研究对象。焦竑四书学的研究,对厘清其经学体系构建,还原焦竑作为经学家的历史面貌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基于焦竑在晚明学术转向中的特殊位置及四书在明代的儒学中心地位,借由焦竑四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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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竑作为晚明时期的重要学者,近年来颇受学界关注。学者们围绕焦竑生平著述、学术思想、文学及史学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的讨论,然作为晚明“北面人宗”的焦竑的经学成就长期以来被遮蔽于世,近代学界鲜有关注者。基于此,本论文以焦氏四书学为研究对象。焦竑四书学的研究,对厘清其经学体系构建,还原焦竑作为经学家的历史面貌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基于焦竑在晚明学术转向中的特殊位置及四书在明代的儒学中心地位,借由焦竑四书学的研究,进入晚明的历史语境,亦可具体而微地了解晚明这一特定时期的学术生态。本文的研究内容从四方面展开,分述如下:第一部分,焦竑的生平与学术概述。首先,在梳理焦竑生平与受学经历基础上,考察家世、师承及交游与焦竑学术形态的紧密关系。如父兄焦文杰、焦瑞对焦竑的为学启蒙,受业于耿定向而转向心性之学的钻研,问学于罗汝芳而重视仁学等。其次,由受学经历的梳理转入焦竑思想体系的追溯与还原。焦竑继承宋明儒学传统,以儒家《易》《四书》思想为根基,特重其中心性思想的发挥。又笃信阳明良知学说,对阳明后学之说亦多有吸收。同时,对于佛道学说,焦竑持以开阔的态度,欲借助佛道精义阐明儒学。第二部分,焦竑四书学诠解特色的分析。焦竑诠解四书重视义理的精细阐发,兼用考据实证以还原经书本来面貌;注重以经解经,强调四书内部义理勾连,牵合六经以解四书;引史证经、征引广博,又吸收佛道学说,以佛道为孔孟之义疏。概言之,焦竑诠解四书既有承自宋儒重视义理的阐发,又立足于自身经学观,展示出于同时期学者不同的解经风貌。此种解经特色的形成,既统摄于晚明时代思潮,又坚持着经学者自身的独立思考。第三部分,焦竑四书学之思想要旨。焦竑身处学术和社会形态复杂的晚明,其四书学既有对理学流派纷争的回应,又充满着对现实境况的思考,具体展现为“调和朱王”的经术思想和“通经致用”的事功思想。焦竑解诠四书,大旨归于阳明而扬弃程朱,在字词释义、经文分章、观点要旨等方面对程朱多有驳正,又对程朱四书学中力倡践行、重工视夫的主张多有赞赏。与之相孚,焦竑对阳明学亦非全然吸收,他在推阐心学之余,针对阳明后学工夫疏旷、学风虚浮之弊,以本体、工夫以至于学风的诠释进路,通过重新诠释性“无善无恶”,严格把控性情关系,提揭顿、渐并重之修养工夫,对阳明后学进行反思与修正。再者,面对晚明政局混乱、士风衰颓之乱象,焦竑发扬经世之旨,以“治道”和“治术”为核心,从四书中挖掘治世内涵。焦竑四书学扬弃程朱、修正阳明以调和朱王,又力求通经致用,裨补现实,显示出明代心性学者对晚明这一特定时期学术与社会的深入思考。第四部分,焦竑对四书的文学性关照。在南朝以来的“借经作文”传统和明中后期八股时文程式定型影响下,明中后期经学诠释出现“以文论经”的文章化解经取向。受此影响,焦竑诠释四书注重经文中文学因素的发挥,焦竑既借镜八股解经体式,重视四书章节解题、揣摩圣贤语气,又将四书置于文章学视域下加以解读,对四书语言、修辞、结构等内容深入剖析,借助文理裨补经义。与此同时,由经学至文学,焦竑四书学中重心性之发挥、崇实学之取向又渗入其对文学观念的思考,焦竑在坚持文学的“载道”传统、强调为文当有所寄的同时,又强调诗文为“性灵之所寄”,成为公安派性灵文学之滥觞。通过焦竑对四书的文学性关照的考察,可窥见晚明时期经学与文学融合渗透的独特学术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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