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来,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我国经济实力跃上新台阶,人均GDP跨上1万美元台阶,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2019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到30733元。然而,我国经济发展不均衡,居民仍有较大的收入差距,有6亿人口的人均月收入仅1000元（1）。与此同时,我国家庭负债规模大幅增长,居民杠杆率持续上升。在此背景下,研究家庭融资对收入的影响,发挥借贷资金对家庭经济的支持作用,对于提高家庭收入、降低贫富差距具有积极意义。特别是,正规金融融资和非正规金融融资在运作机制、参与主体、借贷特征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对比研究银行渠道借款和民间金融渠道借款对家庭收入的差异性影响,并探究产生差异的原因,将有助于规范民间金融发展,更好地发挥金融体系功能。本文首先理论分析家庭融资提高收入的三种机制,并通过中介效应检验方法验证了其中的产业投资机制。（1）产业投资机制。本文中,产业投资分为农业经营和工商业经营。家庭可通过融资进行农业生产投资或非农产业投资,进而获得生产经营收入,提高家庭收入。（2）人力资本投资机制。家庭可借得资金投资于教育或培训,从而提高家庭收入,但这一过程需要较长时间。（3）房产投资机制。家庭可借钱投资房产,获得财产性收入。城镇家庭、相对富裕家庭更可能进行房产投资。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2017年数据,实证发现,家庭融资收入效应具有结构性差异。无论正规金融还是非正规金融,对于家庭收入增长并不存在单纯的正向或负向效应,对于不同地区、不同收入家庭具有完全不同的影响结果。（1）有银行借款的家庭有正向收入效应,且在近年逐渐凸显,但银行融资不利于缩小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银行融资对城镇家庭帮助更大,对农村家庭的收入效应不显著,提高了东部地区家庭和高收入人群收入,但恶化了低收入家庭收入状况;（2）民间借贷收入效应分化,仅促进了高收入家庭收入的进一步提高,但降低了中西部地区和中低收入家庭收入。需支付利息的民间借贷可以提高家庭收入,无需支付利息的民间借贷反而降低了家庭收入。（3）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地区因素也影响家庭收入。个人学历越高、身体越健康、家庭资产越多,家庭收入相对越高;居住在城镇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家庭,更容易获得较高收入。根据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推测家庭收入效应可能受资金借贷用途的影响,收入效应异质性反映了借贷用途的不同。中介效应检验肯定了家庭通过银行借款投资于工商业生产,从而提高家庭收入的影响机制,但以民间借贷为自变量的中介效应未通过检验,农业经营反而可能降低家庭收入水平。因此,高收入家庭、城镇地区家庭更可能通过工商业经营提高收入,低收入家庭更可能经营农业,难以提高收入。基于以上结论,我们可得到一些政策启示。首先,银行贷款应该更多向中低收入家庭、农村家庭提供融资,尤其是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应有的作用。利用好数字普惠金融的技术优势,提高居民的数字金融使用率和融资意识,普及金融服务。其次,积极鼓励引导民间金融,促进规范化发展,更多发挥民间借贷的正向作用。鼓励成立、发展以民间区域互助为特点的农村资金互助社等规范组织,为居民提供多样化融资途径,增加居民产业投资资金的筹集途径。最后,关注农户农业经营状况,改善农户生活水平,在为贫困农户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的基础上,努力提高农业经营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