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和社会的双重转型时期,政府不但肩负着经济建设,而且还承担着社会改革和转型的重大责任。显然,我国政府的职责和职能需要动态地进行调整以适应这一历史使命。公共就业规模是实现政府职责和职能的重要人力资源,公共就业规模与政府职能的匹配程度,影响着政府职能的有效发挥。因此,如何制定科学、合理的公共就业规模与结构是一个摆在我国政府面前的重要问题。于是,公共就业规模确定和结构优化的机理这个科学问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便凸显出来。本论文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首先,基于系统科学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对“公共就业规模”、“政府支出规模”和“政府职能规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性思考,得到了三个规模之间的复杂主导结构关系。在此基础上,应用文献研究、专家咨询、DEMATEL-ISM集成方法,研究了该主导结构的诸多因素间复杂关联关系,把复杂因素进行了层次化和结构化,找到了影响公共就业规模的重要因素、根源因素及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人口规模、城市化水平、经济规模、政府财政规模、财政分权、行政区划个数及面积、产业结构、市场化程度、民间非政府组织和行政体制改革这10个因素是公共就业规模的重要影响因素。(2)产业结构是深层根源因素。通过经济规模、市场化、行政体制改革、人口规模、城市化这5个中层间接因素和财政规模、财政分权、行政区划个数及面积、民间非政府组织这4个表层直接因素的传导作用,多途径地实现对公共就业规模的影响。其中,一条重要途径是“产业结构?城市化?市场化?民间非政府组织?公共就业规模”,这说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城市化建设的推进、民间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力量的兴起,在产业结构对公共就业规模的影响中具有一定的中介效应。(3)存在“经济规模?市场化?民间非政府组织?公共就业规模”间接非线性传导机制,说明在中国情景下,应从“市场——社会——政府”这一三维视角来认识经济规模对公共就业规模的影响机制。其次,从两个角度研究了公共就业规模的生成机理。第一,从效率评价角度,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双重目标下,研究了公共就业规模的生成机理。以“帕累托最优”为指导,以“企业家政府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为基础,将公共就业规模视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一种稀缺人力资源投入,从投入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贡献的效率角度来确定最优规模。以中国大陆31个省级地方政府为研究对象,应用dea方法,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不同视角下,对2012年中国大陆31个省级地方政府公共就业规模效率进行了测算,应用tobit回归模型,对效率进行修正,并利用修正效率来刻画实际公共就业规模与最优规模之间的差距,进而得到理论上的中国公共就业最优规模。进一步利用空间计量经济学和dea-tobit两阶段法对省级地方政府公共就业规模效率的空间关联机制及差异性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把2012年中国大陆31个省级地方政府公共就业规模的平均规模视为全国公共就业实际规模,在经济增长的效率视角下,公共就业实际规模(1.29919%)高于理论上的最优规模(1.14865%);在社会发展的效率视角下,公共就业实际规模低于理论上的最优规模(1.89336%)。这说明双转轨时期,衡量中国公共就业规模的标准不再单一,应从经济、社会、人类全面发展等多角度来衡量公共就业规模。(2)我国省级地方政府公共就业规模效率具有一定的空间差异性、发展不平衡性和空间集聚性。说明在使用公共就业规模这种特殊资源时,存在“功能性外溢”与“政治性外溢”的现象。(3)人口密度、人均gdp、财政支出规模、外贸开放度、城市化、居民教育水平和政府固定资产量是影响公共就业规模效率的重要因素,但这些因素在不同省份的影响效果不同,这说明不同地区有不同的途径来提升公共就业规模效率。第二,从动态经济学角度来分析公共就业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基于凯恩斯经济学、wanger法则及系统科学理论,应用动态经济学思想,以中国1978年-201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为样本,建立了中国公共就业规模(gmb)与经济增长(gdp)非线性动力系统(g-gnlds)微分模型,揭示了gmb与gdp之间复杂的动态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两者为双向互动的非线性关系。中国gmb对gdp具有加速推动作用,但gdp对gmb的影响比较复杂。当gmb<1.06294%时,gdp增长会促进gmb扩大;当gmb>1.06294%时,gdp增长会阻碍gmb扩大。这说明在中国情景下,我们不能简单地断定wanger法则在中国的有效性,应将其放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中,综合考虑中国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也即从“政府——市场——社会”这一三维视角来准确、客观地认识和评价中国公共就业规模及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2)gmb扩大的自生效应由一个正反馈和一个负反馈复合而成的logistic机制所控制,具有增长极限,其增长极限即为gmb最优规模(2.29277%)。将2012年的中国公共就业实际规模(1.13845%)与最优规模进行比较,发现目前实际规模低于最优规模,我国GMB还有一定的扩大空间。(3)我国GMB与GDP处在次优化的非均衡运行状态。最优规模控制实验表明,应建立以调控GMB速度为导向,以适度经济增长为基础的联合调控机制。最后,从两个角度研究了公共就业规模层级结构优化机理。第一,从“政府职能转变的推动”视角,在分析了公共就业规模优化分配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适应性关系及政府职能范围梳理基础上,设计了地方政府公共就业规模优化分配决策系统及模型。该模型在考虑职能转变对规模优化的推动作用下,用各种因素来描述职能转变,借助于面板协整检验,识别出对各地方政府公共就业规模调整具有长期影响的因素,在长期因素基础上借助于面板模型,得到各地方政府公共就业规模调整的影响机理,进而得到各地方政府公共就业规模调整方案。并以江西省11个地级市为例,进行了实际应用,调整方案实现了“控制总量、盘活存量、优化结构、有减有增”的目标。第二,从“地方政府竞合”视角,研究了地方政府公共就业规模优化分配博弈机制,分析了地方政府在公共就业规模优化分配中对影响因素及其权重的博弈行为,设计了一种基于效率和讨价还价博弈的公共就业规模优化分配模型。该模型在保证资源分配效率的前提下,通过各地方政府间的多次博弈与合作,得到各地方政府共同接受的影响因素及其权重与优化分配规模,进而得到各地方政府公共就业规模调整方案。最后,以江西省11个地级市为例进行了实际应用,实际应用表明此优化分配模型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合理性。此优化分配方案与“政府职能转变推动”单一视角下的优化分配方案相比,不仅实现了“控制总量、盘活存量、优化结构、有减有增”的目标,又体现了“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原则。本论文的创新之处有3个方面。1、将公共就业规模视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一种稀缺人力资源投入,从投入对经济增长、社会发展贡献的效率角度确定了最优规模,探讨了当前中国公共就业规模的适宜性问题。2、应用动态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建立了公共就业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动态机制模型,得到了公共就业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作用的耦合效应、溢出效应及其演化轨迹,说明了最优公共就业规模及其路径控制的存在性。3、建立了基于效率和讨价还价博弈的规模优化分配模型,构建了效率与公平的平衡机制,据此机制,得到了各地方政府公共就业规模调整方案,实现了规模的结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