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公共空间是一个承载着村民日常生活生产、互动交流的重要场所,是体现乡村公共性的主要形式,也是作为乡村社会秩序生成的重要场域,公共空间对于维系乡村社会秩序有着重大的意义。但是随着现代性的影响,农村流动性的加剧,乡村传统公共空间在形式和功能上已经式微,并逐渐走向衰败。公共空间的主体参与者多数外出务工,使得村庄呈现出如吴重庆所说的“无主体熟人社会”的发展态势,这种公共空间主体“缺席”的现象使得村民之间的联系减少,社会关联随之弱化,同时对乡村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降低,这些严重消解了乡村社会的公共性,为乡村社会的治理和整合带来了一系列严峻的考验。学术界就如何重构乡村公共空间已经展开了丰富的论述,但是这些研究大多将视野放置于传统封闭的乡村社会中,而缺乏对“媒介化”背景下网络公共空间的形成及其对乡村秩序维系的考察。移动网络已经铺天盖地进入到乡村,乡村不可避免地被裹挟进了“媒介化”的影响下,手机将“离散”他乡的村民聚合在虚拟平台中,构筑“共同在场”的网络公共空间,手机媒介的出现为乡村公共空间的再造和乡村秩序的维系带来了可能。基于上述背景,本文从公共空间的概念入手,以广西靖西市弄关屯为研究客体,采取质性研究方法,运用实地田野考察为主、网络观察为辅的方式,以村庄公共空间的变迁为切入点,考察村民围绕手机媒介开展的交往过程,探讨村庄微信群的互动机制和作用机制,分析乡村网络空间的兴起与乡村秩序维系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首先结合对田野点的实地考察,陈述了村庄公共空间的不同形态;其次,从历史与现实的维度分析了村庄公共空间变迁的具体成因,并指出公共空间的再造可能;接着通过对村庄微信群的线上参与观察,探讨村庄网络公共空间的互动机制,阐明手机微信群中形成的公共行动、共同在场、公共精神成为乡村公共空间再造的主要基础;最后,研究进一步总结了手机媒介对乡村秩序维系的重要意义。研究认为,手机媒介将“离散”的村民纳入一个“共同在场”的虚拟场域中,并在与手机微信的长期互动实践中逐渐建构起新型网络公共空间。村民借助手机拓展了自己的交往空间,线上交流带动线下的互动,乡村熟人关系网络得到修复,社会关联在此过程中得以增强,实现“原子化”村庄的再次聚合;同时,网络公共空间形成了强化公共舆论、促进公共参与、培养公共精神的互动场域,再造了乡村公共生活,提升了村民一致行动的能力;最后,手机媒介行动激发了村民对村庄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村民在公共行动中彰显对乡村共同体的认同价值,共同构筑“乡村新共同性”,乡村秩序在“公共村民”的共同参与下得以维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