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孔子以“思无邪”论《诗》，“思无邪”便成为《诗》学研究的重要命题。本文以“思无邪”为中心，探讨儒家两位代表人物孔子和朱熹的《诗》学思想。
　　论文第一章探讨的是孔子用“思无邪”论《诗》的真正内涵。文章从“思无邪”的原始出处《鲁颂?》文本出发，总结梳理历史上《鲁颂?》“思无邪”的释义争论，认为《鲁颂?》中“思无邪”意为“不慢啊！”赞叹的是马的脚力。孔子“思无邪”之论是对《鲁颂?》中“思无邪”的断章取义，这是以春秋时期“赋诗断章”的历史为背景的。孔子所言“思无邪”与春秋时期《诗》，“义之府也”的时代共识一脉相承，重视《诗》中“德”“礼”，提倡的是读《诗》时发挥《诗》在“德”“礼”“仁”上的引申比附意义。
　　论文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从《诗》学观和《诗》教说的角度探讨朱熹对孔子所言“思无邪”的理解和阐释。朱熹以“思无邪”为中心建构了自己的《诗》学思想。道学的修养和眼光下，朱熹看到的《诗》是“有邪”的，朱熹从《诗》文本出发提出“淫诗”说，并借孔子“郑声淫”提出“郑风淫”，从而辅助自己的“淫诗”说。朱熹本身极高的文学造诣和以《诗》说《诗》的求实治学态度又在客观上昭示了《诗》难以掩饰的文学性。朱熹强调《诗》使人“思无邪”的《诗》教功用。服务于《诗》教功用的发挥，朱熹区分了“圣人之作”和“里巷歌谣”，重《雅》《颂》而轻《国风》。朱熹指出《诗》教功用的发挥有两条路径，一是“劝善”，一是“惩恶”，关键在于读《诗》。《诗》对个人来说是“心性”涵养的教材，对社会来说是人伦教化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