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以18世纪伦敦的抢劫和偷盗活动为例,分析当时伦敦的犯罪、惩罚与综合治理的概况,并力图探讨这种概况与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　　 18世纪的英国正处于由传统的家长制社会向现代商业社会过渡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资本的扩张剥夺了许多下层贫民的传统权利,使他们陷入艰难的生活境地,而对贫民有利的社会保障机制尚未建立或完善。同时,传统的道德机制逐渐遭到侵蚀和毁坏,而资本主义法治观念还未能深入人心。这种传统机制与现代机制之间的断裂是当时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和体现,也是犯罪活动高涨的一个主要历史背景。　　 伦敦在这一时期面临着诸多社会问题,其中,财物犯罪活动的猖獗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尤其以暴力抢劫和偷盗活动为甚。财物犯罪活动的猖獗是由各种原因导致的,贫困和物质匮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从当时的主要犯罪群体来看,绝大多数抢劫者和偷盗者都来自下层贫民。此外,当时伦敦混乱的城市环境、不良的社会风气、失效的传统管理机制的等社会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在这种意义上,当时的犯罪浪潮是各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我们对“犯罪”概念的理解也必须结合当时的具体历史语境,倘若以今天的犯罪来界定历史上的犯罪无疑是一种时代错位。　　 针对抢劫与偷盗活动的高涨,统治者制定了血腥的法律体系和严酷的惩罚制度。政府不仅通过严酷的绞刑威吓民众,也不时通过缓刑、赦免等方式展现出其仁慈的一面,以维系与下层民众的关系。不过,对于犯罪与刑罚,下层民众有着自己的理解和处置方式。官方的意志与下层民众的观念之间存在着很大隔阂,这种隔阂导致政府恩威并用的举措并未在短时间内有效地抑制犯罪浪潮。　　 18世纪后半期到19世纪初,犯罪浪潮随着综合治理的展开才逐渐趋于平静。综合治理既包括一些整顿措施,如禁止酗酒、安装街灯、改善城市环境、清查非法娱乐场所等；也包括一些改革运动:如道德习俗改良运动、警察制度的建立、监狱制度的改革等。这些抑制犯罪活动的种种举措,使英国最早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现代社会管理机制,有效地保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这正是一个蓬勃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社会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