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空威慑孕育于核威慑之中。在冷战时期,太空资产因具有情报收集、侦察、监视、通信、指挥、导弹预警等功能,它成为核威慑战略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1991年海湾战争,美国首次在实战中大规模使用太空资产,太空资产通过发挥“赋能器”、“倍增器”和“串联器”的作用,大大增强了常规部队的作战效力,这就使得太空威慑从核威慑分离出来成为可能。1999年克林顿政府颁布《太空政策》首次系统阐述太空威慑概念,这标志着太空威慑正式从核威慑中独立出来。此时的太空威慑是以太空资产的军事能力为后盾,通过威胁使用或实际使太空资产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预先警告对手,使对手通过利弊得失的权衡产生畏惧心理,被迫服从威慑者的意志,从而放弃原先企图。由于太空威慑是以具有直接或间接进攻能力的太空资产为威慑工具,本文把此种太空威慑样式称之为“进攻型太空威慑”。然而太空资产又存在明显的脆弱性,对物理和非物理攻击几乎没有防御能力。同时,美国又对太空资产存在严重依赖。在此情势下,美国提出了以保护太空资产安全为目的的太空威慑,即一方面美国通过增强太空资产的防御能力以降低对手的潜在收益,另一方面美国通过实施报复性打击提升对手的潜在代价,在二者共同作用下,使对手因得不偿失而放弃对美国太空资产进行恶意干扰和攻击。本文把这种太空威慑样式称之为“防御型太空威慑”。自从太空威慑成为独立的威慑样式以来,它便成为美国每届政府太空军事战略的核心内容,太空威慑样式的选择直接影响着太空军事战略的走向。本文认为国家安全战略偏好和太空资产受到的安全威胁程度是推动美国太空军事战略演变的核心变量。具体而言,其一、当本届政府采取偏向克制的国家安全战略,无论美国太空资产受到的安全威胁程度是高亦或是不高,他们都会出于保护太空资产安全的动机而采取防御型太空威慑战略;其二、当本届政府采取偏向强硬的国家安全战略,同时,其太空资产受到的安全威胁程度高时,他们将会采取进攻型太空威慑战略,通过提升太空资产的进攻能力,慑止对手潜在进攻行为;其三、当本届政府采取偏向强硬的国家安全战略,同时,其资产受到的安全威胁程度不高时,这为美国拓展“高边疆”的军事潜力提供了探索空间,此时他们会采取进攻型太空威慑战略,发展太空军事能力,进一步巩固太空霸权。在案例检验部分,本文考察了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太空军事战略的变迁,自从克林顿政府时期实现太空威慑独立以来,美国的太空军事战略经历了小布什政府时期的进攻型太空威慑战略、奥巴马政府时期的防御型太空威慑战略和特朗普政府时期进攻型太空威慑回归,这一演变进程检验了本文分析框架的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