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效率的研究是涉及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重大课题。近些年，关于中国投资效率高低和中国是否存在过度投资两个问题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在对投资效率进行理论梳理的基础上，本文将宏观总量投资效率进一步分解为投资的结构效率和投资的个体效率两个部分，并分别对中国宏观投资效率在总量和结构上进行了测度。测度的结果表明，中国投资的总量效率和结构效率均较低，而过高投资率——过度投资往往是总量投资低效的表现。　　过度投资与投资结构低效在我国的经济现实中都有着特定的表像，即产能过剩和金融资源配置的低效，而这两种表像在所有制结构上均显现出较大的差异。同时，在投资效率的动态特征上，所有制上的差异也十分明显。本文认为，这些现象表明中国转型期的投资过度和宏观投资低效存在特有的形成机制，并由中国经济转型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所决定。通过对宏观投资理论的梳理和对中国经济转型模式的总结，本文提出应建立适合分析中国投资效率问题的所有制结构——投资行为——投资绩效的分析框架。　　在所有制结构——投资行为——投资绩效的分析框架下，本文分别研究了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的投资行为和投资绩效，对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各自的投资低效的形成机制进行了逻辑分析。本文认为，增量改革策略（双轨制和渐进式分权）的施行决定了中国国有经济部门的改革相对滞后性，转型期的国有企业投资行为更多地受到管理体制和社会责任的影响，因此，国有经济部门软预算约束的形成机制并没有伴随市场化进程而消亡。在转型期，正是软预算约束的存在使得国有企业、政府和银行能够共谋过度投资。分权式改革也并没有硬化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而是造成了国有经济的“管理困境”:国有企业行为目标的多重性和复杂性，即国有企业依然保留了部分规模最大化的偏好，并引致国有企业具有过度投资的倾向。渐进式改革及其促成的制度环境对于非国有经济部门的投资行为同样有着重要影响。在改革之初，这些渐进式改革策略极大的解放了非国有经济部门的生产力，使非国有经济企业自诞生之始就要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提高了其经济活力，使其拥有较高的投资效率。但随着改革的深入进行，渐进式改革的矛盾性也日益暴露，并对非国有经济的投资行为产生了很大的束缚，融资约束和市场约束使非国有经济难以扩大生产，而政策的不确定性使得非国有经济的投资行为具有短期化特征，更多的偏好于保持灵活性，而不是扩大生产规模，并存在行业过度投资或者过度进入问题。在原有的改革策略持续作用下，非国有经济的投资效率虽然并不低，但却呈现出了令人担心的下降趋势。在对国有经济部分和非国有经济部门分别进行分析之后，本文以中国特殊的所有制结构为出发点，建立了投资效率的所有制结构模型。通过对该模型的分析本文得出结论，要素市场的不健全与分割、不同所有制经济的治理结构缺陷是所有制结构间资源配置低效的根本原因。　　继而本文通过分行业的面板分析对上述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国有经济部门和非国有经济部门都是总量过度投资的来源。国有经济投资行为的目的中，规模最大化的目标依然占据很大比重，国有经济多重性目标和软预算约束使得其具有很强的过度投资冲动;而非国有经济的投资行为目标呈现出短期化的倾向，其往往“过度进入”其所在行业，并呈现出产能过剩，非国有经济个体的“集体行动”可能是总量过度投资的另一个原因。　　实质上，所有制结构只是制度结构的一个缩影，而宏观投资低效的实质在于渐进式改革所遗留下的经济结构特征和过渡性制度安排。治理投资低效要求全面深化改革。据此，本文在最后得出了一些相关的结论及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