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处于并将继续推进自1978年以来的转型之旅,“社会转型”作为一个普遍的研究路径和理论取向,可以为本文描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媒体变迁的一个断面,提供实用并且适当的研究视角。用这个视角切入会有不同的发现——比如新闻“腐败”问题：客观、公正对权力行使监督义务、防止权力滥用的媒体,却饱受腐败问题的困扰,不得不说是一种讽刺,与旧时的党报相比,甚至是道德和伦理退化的迹象；但是从转型的视角来看,这却是转型时期“社会失范”的一种正常过渡,并非要粗暴打压,而是应该理性引导,直至与同样在调整中的规范能够对接。因此,最主要的是要找到现象背后的生成机制。因此,本文引入了身份变迁的概念,即认为媒体腐败的产生由于制度改变而导致媒体人行为方式的强制性变迁,而是伴随社会转型而出现的身份变迁带来的自发选择,这种选择并且逆向传导至制度本体,进一步呼唤制度设计上的配套,在制度调整滞后的情况下,一种媒体不适的反应就出现了,“腐败”即是产物之一这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腐败,这也是本文着力强调“伦理范畴”’的原因,这样的分类有两个方面的好处,一方面是厘清腐败的界限,从而确定制度调整的方向和幅度；另一方面是理清腐败的性质,从而把真正的腐败交由法律的裁决,而不是用道德“腐败”作为一个不了了之的幌子。本文也希望能够确立这样的一个判定标准,这个前提之下,本文研究的是伦理范畴内的新闻腐败,这就包括车马费,有偿新闻,有偿不闻(敲诈勒索不包含在内)等等。这些不是媒体生而有之的,身份变迁提供了这样一个剖析工具,由于身份变迁,所处场域发生变化,所以资本类型发生了变化,进而导致了媒体或者从业人员的理性选择的方程式的因子权重发生改变,而最终导致了行为的偏向——偏向经济理性,而淡化专业主义；但是,本文并没有就此夸大人的主动性,而是从场域博弈出发,探讨了更为宏观的问题,就是什么赋予了资本的权力大小,这也与转型中整个社会的价值变迁密不可分,诞生在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变了场域的资本力量,经济场域获得了主导性的地位,这种情况下,其他的资本都只有交换价值,而没有价值,而专业主义在整个社会环境下却逐渐萎缩,只有具备交换价值的时候,才能被媒体奉为圭臬；这就是虚伪的专业性的产生背景,也是媒体及其从业者以现实身份赚取“佣金”的动因,车马费、有偿新闻只不过是其中的个别表现形式而已。因此,让媒介及其从业者回归“专业”,加强其专业场域的生长力和战斗力,就必须首先建立并培育构成场域内核的“资本”,使之拥有与其他场域“据资本力争”的权力等级。这才是伦理范畴内新闻腐败问题的解决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