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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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业每年都会生产出大量的秸秆,在秸秆禁烧的背景下,国家每年都会投入大量资源用于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通过多年秸秆政策的推行,秸秆禁烧与还田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在秸秆还田政策推行过程中,仍有农民对秸秆还田的积极性不高,常有违背秸秆禁烧与还田政策的事例发生。农民作为秸秆还田的主要参与者,在秸秆还田过程中却丧失了对秸秆处理的决定权。从目前的学术文献来看,学术界对农民行动逻辑的研究多从农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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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业每年都会生产出大量的秸秆,在秸秆禁烧的背景下,国家每年都会投入大量资源用于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通过多年秸秆政策的推行,秸秆禁烧与还田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在秸秆还田政策推行过程中,仍有农民对秸秆还田的积极性不高,常有违背秸秆禁烧与还田政策的事例发生。农民作为秸秆还田的主要参与者,在秸秆还田过程中却丧失了对秸秆处理的决定权。从目前的学术文献来看,学术界对农民行动逻辑的研究多从农民的“抗争性”事件来进行研究,较少关注农民日常生活中的行动逻辑。本研究选取了淮安市M村为个案,主要通过访谈与参与观察法来获取研究资料,探究在国家秸秆还田政策推行过程中,农民作为被动执行者是如何去适应国家的政策法规?农民的行动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及其背后体现出何种内在逻辑?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首先,对秸秆还田的种类进行了概括,农民在秸秆还田过程中为适应国家对秸秆禁烧与综合利用的政策法规,会根据自身所拥有的资源和所处的环境而采取不同的行动,从而“巧妙”规避国家政策法规的一些规定;其次,在秸秆还田过程中农民的行动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影响,在经济方面,农民自身的经济能力以及政府对秸秆还田提供的补助都会影响到农民还田方式的选择;在政治环境方面,国家权威对农民的行动有约束作用,农民没有合适的表达途径影响了农民还田的积极性,掩盖了农民对秸秆还田工作所持有的真实意愿;在社会关系方面,农民的行动受到了“人情”“面子”“自己人”等因素的影响;在农业技术方面,还田技术不够完善、农机设施无法满足农民多样化的需求。最后,研究结论认为,农民在决策时是一定程度上的理性人,农民在做出决策时会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在秸秆还田政策推行过程中,忽视了农民的主体地位;农业技术对农民行动的选择有较大影响。同时如何让农民在秸秆还田政策推行中更多参与进来?如何构建农民意愿的表达机制?以及如何加快秸秆产业链条的形成都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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