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探讨河北蔚州水中堡的营建时间为线索,结合明清沿长城一线宣大区域内州县、村堡空间形态的变迁,紧密围绕村堡空间与村民心态彼此制约、生成动态关系中的视觉因素变迁这一核心问题,通过明清官员、士绅、村民心态关照下的蔚州村堡,从多个角度、不同层面“深描”了村民的精神世界,进而揭示出蔚州村堡空间在不同时期营造、改建的深层因由。首先,在明蒙对峙的语境下,蔚州村堡的营建呈现出了“空间先定”的特点。这体现在村民利用水涧、台地的地理空间优势,通过拆除庙宇、兼并村堡构筑起防卫性的堡墙,体现出具有“清野”、“坚壁”的时代性。这种“空间先定”,形成了堡墙上正北方的真武庙,与堡墙内的“守备”设施共同组成的“西北模式”,从整体上呈现出务实性防卫和一元化信仰结合的特点。其次,“隆庆和议”之后,社会基本承平,村民的“心态主导”成为村堡扩建的决定因素,穿破了既有的围困局面。村堡的中心开始从西北往南边转移,形成了大量庙宇围绕戏楼的新中心,表现出村民对个人日常时间的重新划定和细分。尤其在多堡并存的状态下,村民对所在村堡中轴线的强调,体现了堡际之间的互动和博弈,也折射出区域性社会与朝廷、邻族之间多元、频繁的互动。“隆庆和议”前后,致使蔚州村堡营建和扩展的几个层次之中,其决定性因素由“空间先定”转向“心态主导”,反映出村民由非常时期求存活的集体意识,转化为对日常状态下民族间、家族内部个人生存质量的关注。另外,在对村堡空间结构转型的分析过程中,本文有对“西北模式”等多处空间整体性关系链接的全新推断和发现；笔者通过深入探讨蔚州各阶层心态间的关系,揭示了村堡视觉、物质因素与各时期村民思想、心态演变之间的对应节奏关系；笔者还发现上述各时期内,国家权力对蔚州区域不同空间的影响是一直存在的。本文在坚持对艺术史学科关怀的前提下,尤重于多学科互动的尝试。文章没有单纯研究地表遗存中的视觉、物质因素,而是将之纳入其自身所依存空间、心态的格局之下,将“村民”这个空间的缔造者有意识地纳入视野,为更立体、丰满地研究视觉、物质文化的整体、动态性关联做出了新的尝试,对于重新构建和扩展艺术史进行了大胆探索,为艺术史与相邻学科间的对话觅得了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