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作为企业的外部利益相关者之一,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最主要的外源资金来源。随着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海外投资步伐的不断加快,新型银企关系之于海外投资企业的重要性日趋彰显。对此,本文考察了银企关系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不足的影响,基于企业信贷可得性研究了影响过程中存在的中介效应渠道,并从公司治理的层面讨论了内部股权结构与外部政治联系对这一影响的调节效应。首先,本文在经典理论和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围绕银企关系对中国海外投资不足的影响、作用渠道和调节效应提出了相应的理论假设,即良好的银企关系有助于减少投资不足,提升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效率;良好的银企关系会增强企业的信贷可得性,有利于缓解海外投资不足;企业股权集中度和流通度的提高,对上述影响具有负向和正向调节作用,而政治联系的存在也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其次,本文采用拓展的Richardson（2006）模型计算了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效率,发现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效率损失主要来自海外投资不足;在此基础上,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验证了银企关系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不足的影响,发现拥有良好银企关系的企业,其海外投资不足程度明显降低,即良好的银企关系显著缓解了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不足问题,这一结论在采用工具变量法、安慰剂检验、核心变量替代等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再次,本文进一步考察了银企关系影响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不足的作用渠道与公司治理的调节作用。前者基于中介效应模型发现,银企关系主要是通过提高企业信贷可得性（特别是长期信贷可得性）这一作用渠道来发挥对海外投资不足缓解作用;后者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的调节效应模型表明,内部股权流通度的提高和外部政治联系的存在,均会增强银企关系对海外投资不足所发挥的抑制作用,但企业股权集中度并未对此过程产生显著影响。最后,本文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围绕新型银企关系的重塑与稳固提出了相关建议,希望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效率的提升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