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自改革起就备受关注,因为这样的一个制度对于我国的司法模式和理念都存在较大的改变。毫无疑问,认罪认罚从宽是为了面对案多人少,速度拖沓的现实而被提出的一项提高效率的制度,而其中的核心环节便在量刑建议制度,但量刑建议制度涉及到的权力划分、量刑协商等问题都是以前的司法实践所不曾涉及的,因此,本文就量刑建议中的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探讨,以寻求上述问题的完善之道。第一部分探讨的是量刑建议制度的理论分析。量刑建议的提出存在着程序保障说和独立情节说两种不同的理论观点,在不同理论观点上,量刑建议的提出模式、强制力和从宽幅度等根本的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是理论中的矛盾所在。第一部分主要围绕两种理论的对立观点展开,并就其中的协商式司法和职权式司法理念进行梳理,这隐含了量刑建议具体的提出模式和被追诉人实际权利的大小等问题。同时还有对于量刑建议约束力的探讨,量刑建议对于法院的强约束力涉及到审判权实质上的归属问题,这无异于重新划分了法检间的权力,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基于确定刑建议和幅度刑建议的法律规范和实践数据,本部分还进一步讨论了不同模式下司法效率的问题。该部分基于上述理论探讨分析不同观点的优劣并为下文的探讨提供理论依据。第二部分主要探讨的是实践中量刑建议存在的问题,核心在于实体法与程序法的边界及衔接问题。通过文献阅读和对相关案例的分析,主要总结出量刑建议提出方式,即幅度化和精准化对于提高效率的作用并指出两种模式中存在的问题。而对于实体法相关的问题,一是就基准刑对于量刑从宽的制约做出讨论并分析其成因;二是就量刑建议扁平化的问题提出讨论并对比梯度化从宽的模式进行分析。第三部分主要是将域外存在相似操作和价值的制度规定进行对比性的考察。无论是效率导向的辩诉交易,还是仍以公平为主的认罪答辩,均存在着刑事法治上的功能主义导向。量刑建议中的很多规定暗合其中的价值取向,某种意义上也是滥觞于上述制度。因此,对比具体规定的出发点的异同,进而总结相关制度的优势,如双方皆有的梯度化从宽制度和律师保障制度等,结合目前我国认罪认罚制度的相关不足,争取得出具有针对性的启示。第四部分是在上述三部分讨论的基础上探求相关问题的解决办法,作为量刑建议的上位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身就应该确定其定位。应当明确,繁简分流和节约司法资源是其核心目标,并在此基础上规定出更加细化且有针对性的措施。对于量刑建议,应当明确其提出模式和具体计算方式,使得协商存在一个共同的平台。同时应寻求实体法与程序法的衔接方式,使得量刑建议能够真正得到程序加实体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