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异族“他者”的叙述，实际反映了主体自身的诉求和思索。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随着印尼华人本土化程度的加深，“原住民”成为其族性建构的重要参照系。本文尝试对该时期印华文学中的异族(原住民)叙事进行分析，在剖析这种文学想象的特点之同时亦欲呈现印尼华族在特定时期的成长变迁。 一方面，种族政治依然给予华人族群极大的压力，作为一个受歧视的少数民族，华人的本土性和族群性有着内在的紧张，另一方面，随着工商社会的进程，作为聚居都市的经商民族，华人更集中的感受到传统与现代的张力。前一纬度中，异族作为象征本土的符号体系，异族叙事成为缓减政治压力的文学诉求，后一纬度中，异族作为华人都市处境的参照物，异族叙事成为华人对“传统与过去”的诗意沉思方式。前一种话语中，隐藏着华人对异族的偏见和自我的优越感，同时，也使文学因负荷了太多政治压力而枯涩；后一种话语中，则一定程度上强调了华人对异族的肯定和对自身的质疑，也表现出较为可贵的对话意识和开放度。 从这两类异族叙事中，我们可以领悟到，印尼华族在本土化与现代化的双重蜕变中自我建构的强烈意志和复杂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