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随着英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西方基督教“奋兴运动”的兴盛，大量传教士涌入中国，不平等条约赋予他们在各开放商埠传教、设医院、办学等特权，由于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格格不入，起初传教事业并不顺利，传教士开始转而办学。最初的三四十年，办学规模不大。随着西方商贸对中国的逐步渗入，以及中国上层统治集团对西学认识的深入，洋务运动及维新运动推动了中国青年学子对西学的热情及接纳程度。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基督教初等教育的发展基础上，在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对教会学校宽容欣悦接纳的基础上，基督教高等教育开始发展起来，并在20世纪初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翘楚。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13所基督教新教大学的外籍校长，包括福建协和大学（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校长庄才伟（Edwin Chester Jones）（1915-1923）、高智（John Gowdy）（1923-1927），金陵女子大学（Ginling College）的校长德本康夫人(Mrs Laurence Thurston)（1916-1928），之江大学（Hangchow Christian University）校长裘德生（Rev，J·H·Judson）（1897-1911）、王令赓（E L Mattox）（1914-1916）、司徒华林（Warren H Stuart）（1916-1922）、费佩德（Fitch，Robert Ferris）（1922-1927），华中大学（Huachung University）校长孟良佐（AlfredAlonzoGilman）（1924—1929），华南女子大学（Hwa Nan University）校长程吕底亚（Miss Lydia Ｔrimble）（1914-1925）、卢爱德（Ida Belle Lewis）（1925-1927），岭南大学（Lingnan University）校长晏文士（Charles K.Edmunds）（1916-1924）、香雅各（James M. Henry）（1924-1927），金陵大学（University of Nanking）校长包文（A. J. Bowen）（1910-1928），圣约翰大学（St. John’s University）校长卜舫济（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1896-1947，1941年起改任名誉校长，沈嗣良任代理校长），沪江大学（Shanghai University）校长柏高德（J. T. Proctor）（1906-1911，浸会大学堂（Shanghai Baptist College）校长)、魏馥兰（Francis Johnstone White）（1911-1914年上海浸会大学校长，1915-1928沪江大学校长），齐鲁大学（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校长柏尔根（Paul D. Bergen）（1904-1915）、卜道成（J.Percy Bruce）（1916-1919）、聂会东（James BoydNeal）（1919—1922）、巴慕德（Harold Balme）（1922-1926）、瑞思培（麦克瑞）（John Donald Mcrae）（1926-1927），东吴大学（Soochow University）校长孙乐文（David L.Anderson）（1900-1911）、葛赉恩（John W. Cline）（1911-1922）、文乃史（W. B. Nance）（1922-1927），华西协合大学（WestChina Union University）校长毕启（Joseph Beech）(1913-1931），和燕京大学（Yenching University）的校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919-1946年任职，1929年起改任校务长，英文名称仍为“president”）。本论文研究的历史阶段为各基督教新教大学开始办大学起至它们在中国政府注册备案前后外籍校长卸任时止，即外籍校长长校时期。之所以选择基督教新教大学而不是天主教大学，主要是因为基督教新教大学相对于天主教大学，数量多，规模大，影响范围广，教学质量高。之所以选择外籍校长作为研究对象，一是因为20世纪“30年代的教会大学由于日益趋向独特化而使人们难以对它们进行概括。早期教会大学间的差别往往是校长的缘故。”1而教会大学奠定了中国近代化大学的雏形，为中国近代化大学的源头，所以研究基督教大学的外籍校长，可以更好地发现中国近代化大学的根源所在；二是因为这部分人群，除了极个别有较高社会影响的人物，如司徒雷登、卜舫济，其他外籍校长仍是我们研究的盲区，对于基督教大学外籍校长的整体研究，更是从未被研究者所涉及。对他们的研究，可以填补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史的空白。本论文研究方法主要为文献研究法，所引用的文献包括各种档案（档案馆和大学档案馆）、传记和自传、回忆录、校史资料、论著等。在具体分析文献时运用了包括演绎法和归纳法等方法，强调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基督教大学的外籍校长都是传教士，来自各个国家，出生于不同时代，神学背景不同，都接受过高等教育程度，多数拥有博士学位，因客观背景的差异而对中国的理解和了解也不同，从而在办学长校过程中的治校理念与治校实践也各有特色。基督教大学的外籍校长办学主要目的有二：一是为了传教，二是为了中国未来，而且在办学过程中不断调整着他们的办学宗旨，主要为两大特色：科学和宗教并重，基督教与儒学兼容。除圣约翰大学、华南女子大学和岭南大学是独立建校之外，其余十所基督教大学都是联合办学的成果。在办学初期，基督教大学外籍校长遇到的最大问题是联合办学过程中的困难，包括选址、校长人选、人事、管理和财政等问题，而筹集与管理经费是初期办学时外籍校长们最主要的困难，筹得的经费主要用于建筑、添置图书和设备、支付教师工资等。在教师的管理方面，基督教大学外籍校长建设起完备的教师队伍，并着力提高教师待遇。在学生管理方面，基督教大学外籍校长提倡全面发展的学生观，在对待学生运动方面，除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因受圣公会支使持反对意见，一般都持鼓励支持的积极态度或放任自然的平和态度。在专业与课程建设方面，基督教大学的外籍校长一直重视宗教课程，并逐渐充实了科学的课程体系，并重视世俗性与职业性课程。在学校内部管理方面，基督教大学的外籍校长都重视建设现代管理制度，塑造中西融合的校园文化，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中国“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中，妥善处理好各种冲突。基督教大学的外籍校长深受基督教福音理论的影响，积极推动大学面向社会提供各种服务。他们创办社会服务机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传播基督教社会福音思想，也是因为他们想通过社会服务来达到改造民众、革除陋习、改善风俗的目的。随着当时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具体服务对象的改变，社会服务工作的宗教色彩越来越淡化，社会救济和社会服务的功能越来越加强。社会服务种类分为综合性社会服务机构、个别的社会服务机构及师生个别的社会服务活动。内容包括社会、娱乐、教育和宗教等多个方面。基督教大学经过各外籍校长的积极建设后，在社会上声誉极高，受到政府官员和社会各界的好评，主要通过校长和学者、毕业生两大群体赢得社会声誉。而校长因其办学，获得了来自校内师生、社会各界、上级差会和母国的赞誉。本文的研究结论是：（1）来自异域的基督教大学外籍校长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办学，必须要本土化；（2）基督教大学的外籍校长在处理与上级差会组织的关系方面，必须使大学保持相对的教育独立，才能更好发挥校长的办学独立性和积极性，在建立起现代大学管理制度后，按照大学的办学规律来办学；（3）基督教大学的外籍校长是一个充满人格魅力和杰出能力的群体，他们领导基督教大学走向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前列，但因各种因素限制，所获成就不一。本文的创新是：第一次从基督教大学外籍校长群体的角度探究其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所做的办学活动及贡献，有助于填补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本论文系统地梳理并且归纳了基督教大学外籍校长办学业绩、办学思想、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的不足是：因资料的匮乏，尤其是国外资料的短缺，加上所涉校长群体的面太广，不可能搜集到所有相关资料，故某些研究结论会流于肤浅，缺乏深层次的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