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以各领域的道德失范为重要表现的道德滑坡已经越来越多地触及到人们的心灵深处。传统价值观念的淡薄化、多元文化与道德价值观念的冲击、社会人情冷漠、行业道德底线一再降低、政府公信力危机、科技公信力危机等,都是这场道德危机大戏的重要剧目。“道德困境”问题已经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一个话题。看待这样一个问题,需要我们有明确的立场,更需要我们有广博的视野。我国改革开放三十二年来的社会道德形态变更,总体来说具有两种令人担忧的特征。第一种特征是,不论在道德实践还是理论探究中,我们无疑面临更多的道德困境。第二个特征是,我们误以为这些道德困境伴随着主体价值诉求的多样性的增加以及诉求过程中主体间不平等的缩小。由于面对着这样的道德现状,我们便有意去探讨一种既能正视道德困境的动因又能启发我们超越这种困境的理论。彼特·布劳(Peter Michael Blau)是当代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他于1977年写就的《不平等与异质性》一书旨在通过对社会结构的定量化考察,描述影响社会分化及其整合的两类重要参数,即社会主体所表现出来的“异质性”与“不平等”；并借此来理解社会结构的普遍图式,为促进社会交流与整合提供行之有效的方案。简而言之,在布劳看来这种方案就是：要不断地优化和扩散异质性,同时要不断地缩小和消解不平等。彼特·布劳的社会分化理论认为社会整合需要依靠异质性的增加和不平等的减小。然而对异质性和不平等的通常看法无助于解决我国目前面临的普遍道德困境,这些困境主要是由于社会主体身份确认的模糊化、对社会异质性的交叉误解和忽视、中间阶层缺失造成的二元对立局面以及社会人员流动的道德成本增高。基于对这些原因的重新认识,一种尝试超越我国道德困境的方案系统便有可能被提供出来。因此,中国社会应当更加强调社会分化的正向扩散,充分发挥社会人的主体性；同时正视社会冲突,不断优化异质性的增长；强调社会分层的作用,不断培育中间阶层；反思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地位,疏通社会道德的流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