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大量农村劳动力开始进城务工,伴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持续深入,其外出的规模也不断扩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53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59亿人。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将是主要的新市民群体,但部分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和能力较弱,同时因为户籍制度、子女教育、城市公共服务承载能力等外部原因,使得这部分人难以在城市定居,进而融入城市成为市民,而是选择回流到其家乡所在地。这种在劳动力乡城迁移的总趋势下存在的进城劳动力返乡现象,被称作农民工回流行为。可以预计,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是一个既有流出又有回流的长期过程。因此,本文研究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的回流决策及其行为,基于回流农民工和未回流农民工两类数据,从其外出务工过程出发,试图回答以下问题：为什么有的农民工中断城市务工选择回流,哪些因素导致其回流,农民工回流地点选择有何不同,哪些因素影响其回流地点的选择,回流后就业类型的决定因素有哪些,回流对农民工个人、家庭带来什么影响。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研究结论有助于劳动力输出地对回流农民工群体的管理,也在另一层面促进农民工的城市定居,具体结论能够为政策管理决策部门提供借鉴。本研究主要分成以下个部分：第一部分,研究准备。对应论文的第一、二、三章。第一章为导言,主要介绍论文研究的背景与意义,论文核心概念的界定、研究方法、数据来源、分析思路与论文的创新点及不足；第二章为文献综述,分别从经典劳动力迁移理论和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两个层面进行综述。第三章为农民工回流决策的理论分析,首先分析农民工回流与城市化进程及外出务工的关系,并探讨了农民工回流决策的层次；其次在对托达罗模型进行评价基础上,借鉴模型基本概念构建简化的农民工回流决策模型,并逐步放宽就业风险、迁移成本和非经济因素等相应假设,使得农民工回流决策模型趋于符合实际情况。第二部分,农民工城市务工经历与回流。这部分主要对农民工进入城市的务工状况进行分析,对应论文的第四章。本章基于数据的统计,对农民工进入城市后的务工、流动、居住生活等情况进行详尽展现,通过对回流与未回流两类农民工进入城市务工的原因、流动状况、城市生活及其适应等进行比较分析,从统计角度探讨农民工城市务工经历对其回流决策的影响。第三部分,农民工回流决策与行为。对应论文的第五、六、七章,本部分是论文的重点。第五章在对农民工回流的原因、回流时间进行描述性分析基础上,基于第三章的农民工回流决策模型提出回流决策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构建计量模型,分析回流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婚姻状况、是否接受培训、进城务工时间、签订劳动合同、社会网络高度、工作歧视、生活歧视以及居住方式等因素对其回流决定有显著影响。同时验证了农民工城市收入存在一个阈值,这个阈值影响着农民工回流决策的收入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第六章分析农民工回流行为即其回流地点选择和回流后的就业,通过研究发现受务工经历影响的人力资本因素对回流地点选择有显著影响,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年龄较小和家中土地面积小的农民工倾向于回流到县镇；农民工回流后从事职业与务工时相比出现了上升趋势,自雇者(创业)的农民工明显增加,同时发现农民工回流后的就业存在一定程度的“走廊效应”。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发现农民工回流后不同职业选择主要受教育程度、年龄、社会关系高度、居住偏好、家中土地数、接受培训状况和回流地点等因素影响。第七章为农民工回流的效应分析,从回流对农民工个体、家庭层面入手,研究发现回流对农民工的个人就业、收入和家庭带来积极影响：职业声望、收入和生活满意度上升,居住状况明显改善。通过指标法测得回流到县镇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达到78.72%,通过统计发现65%的回流者在农业生产是采用新技术、新品种或者进行经济作物、动物的种养殖。第四部分为农民工典型个案件分析和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为论文的第八、九章。第八章采用案例描述方法,描写了三组典型农民工个案,分别反映未回流农民工和回流县镇、回流农村农民工的具体特征。第九章为结论与政策建议,主要是对本文的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根据结论提出相应的对回流农民工群体管理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