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是在竞争中为达到一定的目的，依据自身和环境的总体状况及其演变可能而进行全局性、长远性谋划的科学和艺术。战略系统论的研究对象是战略的系统化现象。它包括战略概念和战略思维的系统框架，战略主体的系统化构成，战略主体与环境的系统关系，以及不同战略主体之间的交往系统。战略的系统化现象具有历史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历史内涵。在早期的战略思想中，比如在孙子兵法中即有战略的分析框架。他所说的五事——“道、天、地、将、法”是所有要取胜的将帅必须遵循的战略分析的系统框架。到了当代战略理论中，特别是在大战略理论中，系统性成为战略内涵的突出特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战略的系统化有一演变过程，不断地丰富发展，而在当代演变为一种比较成熟的战略系统。本文将基于战略思想史的考察对战略系统化现象的演变过程及其系统内涵进行初步的分析。战略系统论研究的主要内容包含三个层面：一是战略系统的形成、发展及其最终成熟，主要分析不同战略理论的系统性内涵的逐渐丰富和展开；二是战略概念的系统性内涵或战略思维的结构；三是战略系统与实践理性的关系。如果把战略系统的演变历程分为形成、拓展、成熟三个阶段，那么古希腊和中国古代的战略思想，尤其是以《孙子兵法》的战略思想则可看作其逻辑上渊源的代表。《孙子兵法》的思想之所以博大精深，与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概念——道有一定关系。战略的最高境界往往涉及这种整体性的“道”。战略系统初步形成于克劳塞维茨、若米尼时代，当时战争实践的发展使他们从整体上考察战争成为可能。他们都把战争艺术分为战略与战术两个部分。不同的是，克劳塞维茨是从战略的角度来规定战术，若米尼是从战术或大战术的角度来理解战略。若米尼的目标是构建一个科学性的具有操作意义的战争原则体系，他视在战略决定点上集中优势兵力为理解战争艺术的锁钥，围绕这一中心目标和原则，然后发展推演与实践相符的应用规则。克劳塞维茨的目标与若米尼有所不同，强调战争艺术并非刻板的操作规程，是为了让人更深入地理解战争整体及各个部分的关系，整体对于部分具有无可置疑的优先性。在这一时期，战略理论的系统性内涵集中体现在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上，对系统论的另一方面——作为开放系统的主体与环境的关系涉及较少。自克劳塞维茨和若米尼之后，战略及其系统性内涵成为战争理论研究的重点，战略和战术明确区分开来。战略系统的拓展大致发生在自戴尔布吕克到李德·哈特这一时期。战争的规模继续扩大，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几乎均卷入其中，并不同程度上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如何使战略理论包含全部的决定性因素，有两种不同的进路。鲁登道夫提出“总体战”理论，以战争为核心，强调战争与国家存亡攸关，一切资源和力量都应该为战争服务。李德·哈特则把大战略和战略作出区分，强调大战略对战争的控制，不能孤注一掷只求战争的胜利，而应放眼战后的和平作整体筹划。在空间上，海权、空权、陆权理论相继提出，战争成为立体化的对抗。在时间上，战略不再局限于战时，而成为所有时期的治国要素。在战争形式上，游击战争开始受到关注，它实质上是异质系统之间的较量。战略系统的成熟发生在薄富尔时期至今。这首先是因为人类实践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出现了影响深远的全球新系统，导致社会系统规律，特别是结构性规律的地位上升，系统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增强，形成了当代社会发展的新态势。其次是系统理论的发展及其在战略中的应用。在这个过程中，战略理论与系统思想的内在联系受到关注。系统分析自1951年开始便应用于美国战略决策，后更扩展至工业生产管理、经济政策、公共治理等各个领域，成为处理复杂的宏观问题的首选。战略的系统化或战略系统的成熟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战略视野，从战略到大战略；二是战略结构，从军事战略到发展战略；三是战略模式从零和博弈到非零和博弈；四是战略机制，从他组织到自组织；五是战略优势，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战略的系统内涵主要包含以下内容：第一，战略从其定义角度（对全局性长远性根本问题的筹划和指导）看，是以下三维结构的统一体：目的与手段的效用性结构；全局与局部的整体性结构；现在与未来的预见性和发展性结构。这三个维度是统一的，构成了比较完整的战略现象。第二，战略在筹划过程中必须考虑作为开放系统的战略主体与环境的关系，并将其作为战略分析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战略必须依据主体、环境及其之间的关系而制订，并随其变化而调整。第三，战略的确定和执行过程是战略主体的系统化过程。资源的配置、组织的构建和运行机制的形成，构成了战略主体的结构体系和能力系统。第四，战略涉及交战或竞争态势中两个或多个子系统之间的交往关系。可以把他们看作特殊的交往大系统。所以战略现象本身就是一种系统现象。战略系统作为战略实践的概念模型与实践理性有着密切的逻辑联系。实践理性的分类有多种说法，比如：目的理性、工具理性、交往理性、人道理性、价值理性等等，其中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最为重要，理论上也最为成熟。关于战略系统与理论上对实践的反思之间的关系，有两点值得探讨：一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具有的系统内涵和交往理论的系统论基础。即使工具理性的奠基人韦伯被称为是“十足的实证主义者”，其论述也是着眼于关系，而非孤立的元素。二是战略系统与理论对实践的反思在发展过程中有着近似的对应关系。从实践理性出发，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当代战略理论的内部结构和形态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