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是在机会平等和持续经营的原则下,金融机构以合理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特别是应满足中低收入群体使用金融产品提高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金融需求。传统金融模式囿于技术水平而无法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故金融服务的普惠程度低,日新月异的数字信息技术能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扩大了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因此数字普惠金融已经成为当前普惠金融发展的主流。数字信息技术增加金融服务的普惠性,但不能仅仅从用户覆盖广度衡量普惠金融,因为金融只是手段,其目的是通过资金的融通提高生产效率最终改善居民生活,而可支配收入是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如果数字信息技术能使低收入群体接触到金融服务并通过这种服务提高了个人收入,缩小了与高收入群体之间的差距,那么这才真正达到了普惠金融的要求。因此衡量数字普惠金融是否会影响居民群体之间的收入差异以及影响的程度为评价数字普惠金融提供了一种方案。鉴于农村居民在中低收入群体中比例较高的经验观察,且农村一直处于传统金融业务的薄弱环节,数字普惠金融业务的“普惠性”事实上必然要体现在农村居民群体中,所以本文以城乡居民收入差异衡量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水平。本文结合金融理论详细对比分析了传统金融业务和数字普惠金融业务,并具体阐释了数字信息技术使金融服务普惠化的影响机制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居民收入差异变化,基于2011-2018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337个城市级行政区的经济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的影响。总指数的回归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整体发展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以最新的数字普惠金融的城市级数据实证支持了以往研究中使用省级数据得出的结论;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的实证结果证明了数字信息技术在使金融服务更加便捷的同时提高了受众的普惠性,而使用深度进一步证明了用户对数字金融服务的依赖度,数字金融的普惠性为减少城乡收入差距打下了数量基础;使用深度项下的二级维度从具体的金融服务切入,其实证结果直接证明了城乡用户获得各种数字金融服务后确实改变了自身的收入状况继而缩小了彼此间的收入差异水平。综上本研究充分利用指数中的一级维度、二级维度进行实证检验,全面论证了数字普惠金融减少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此外,本文从模型设定、被解释变量入手进行稳健性检验,证明线性模型回归结论的稳定性;以经济地理区位为标准进行分组回归,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业务在东中西部地区具有显著的城乡收入差异减缓效应,似无相关检验结果表明这种收入差距减缓效应在东中西部地区之间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差别;以城乡居民收入差异为标准进行分组回归,结果表明若一个城市的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相对较小,则此时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没有影响,而数字普惠金融在中高收入差距组均具有显著的减缓效应,似无相关检验结果表明这种减缓效应在中高收入差距组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本文基于最新的城市级数据,使用多种计量方法详细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城乡收入差异减缓效应,在大数据已经成为生产要素之一,由其驱动的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本研究的结论启示:应该鼓励持牌金融机构运用数字信息技术进行业务转型与创新,同时对新金融模式保持开放态度,采取“监管沙盒”模式进行管理,对经过市场验证能真正为多数人创造价值的业务应及时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