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1933年，西方各国遭受到严重的经济危机。从1932年起，世界经济萧条波及中国，中国开始了慢性的农业恐慌。由于农村购买力的减低和国际贸易逆差的扩大，紧接着农业恐慌而来的是工商业的危机。同时，与内地经济及工商业联系相对紧密的中国传统金融机构—钱庄出现了持续的倒闭。但是，在百业萧条的经济破产中，中国新式银行业却保持着持续发展，这种发展到1934年达到最高峰。美国实行购银政策以后，汇集于上海的白银通过外国银行以及走私的方式大量流向国外，使长期以来的慢性经济恐慌终于在1935年春夏之交演化为全面的金融恐慌。此次恐慌中，钱业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几乎有全体罢市的危险，外国在华银行也不得不收缩业务，只有中国新式银行的主体依然保持着繁荣的发展。百业萧条而银行独兴，是银行与产业关系疏离的表现，也反映了1935年以前新式银行在金融和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还相当有限。 钱业虽力谋救，银行业也给予钱业相当的援助，但终因钱业自身力量的薄弱和银行业的分散，不能成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钱业及社会各界的请求之下，成为救济恐慌的主体。政府通过增加股份，改组了当时两家最具实力私营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将他们纳入政府银行系统，完成对新式银行业的统制，并饬令银行业拆放巨额贷款来救济钱庄和工商业，与此同时政府还以立法等手段加强对于金融业的管制，使金融恐慌得到缓解。 1935年金融恐慌以后，钱庄的力量进一步衰退，外商银行的势力也不断收缩，中国新式银行取得了在金融界的领袖地位。然而，政府通过统制银行业来救济钱业和社会经济的手段，使恐慌救济的结果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银行自身的发展：一方面，政府对于银行的统制，使政府与银行的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国有银行在整个银行业中压倒性的优势，北洋政府以来银行控制财政的局面一变为由财政支配银行。另一方面，国有银行的独占使商业银行陷入困境，晚清以来商业银行繁荣发展的局面到此结束。这种对立的发展与衰败，在抗日战争期间进一步强化，并于战后达到顶峰。值得注意的是：在政府统制银行以后，整个银行业由分散走向统一，从前为社会各界所诟病的种种弊端得到了部分矫正。银行网络进一步深入内地，银行与产业的关系由疏远走向密切，并且逐渐注重对公共建设事业的投资，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