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也在不断刷新着人们的认知,各种生态环境污染事件让人触目惊心。目前全球变暖、大气污染等生态环境污染问题愈发严重,尤其在发展中国家,环境污染更加严重。我国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注重对生态环境污染的治理工作,我国《刑法》在1997年将生态环境污染行为犯罪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第338条进行修改后,我国生态环境污染犯罪在刑事立法中体现出预防性立法的趋势,目前对于生态环境污染刑事治理预防性立法的研究主要有微观与宏观两方面,关于是否应坚持预防性立法在学界也存在一定争议。本文立足于支持生态环境污染刑事治理预防性立法的角度,梳理生态环境污染刑事治理预防性立法的现实依据与理论依据,在充分考察国外生态环境污染刑事治理预防性立法的基础上,对我国的生态环境污染刑事治理预防性立法进行详细的分析与反思,进而提出我国生态环境污染刑事治理预防性立法的完善建议。本文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对我国生态环境污染刑事治理预防性立法进行总体考察,以我国生态环境污染刑事治理预防性立法的立法沿革为基础,分析立法中所蕴含的预防性思想。通过对我国预防性刑事立法现象的观察,得出我国刑法防范模式正逐步从个体形式向分类形式转变,并主要侧重于对重大超个人法益的犯罪领域的保护的结论,主要分析了恐怖活动犯罪、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生物安全犯罪、生态环境犯罪及网络活动犯罪五个方面的刑事立法。同时对我国生态环境污染刑事治理预防性立法的学界纷争进行了总结梳理,为后文分析我国生态环境污染刑事治理预防性立法理论依据奠定基础。第二部分:对具有代表性的域外国家的生态环境污染刑事治理预防性立法进行分析,主要从英美法系国家与大陆法系国家入手,总结其预防趋势,“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对域外国家生态环境污染刑事治理预防性立法进行梳理,把握其共性,同时分析域外国家生态环境污染刑事治理预防性立法对我国的借鉴与启示。第三部分:以我国生态环境污染的现状为基础,结合我国实际,对当前生态环境污染犯罪现状进行反思与考察。从生态环境污染的严峻形势、生态环境污染难以修复的现实需要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三部分论证我国生态环境污染刑事治理预防性立法的现实依据。第四部分:从生态环境污染刑事立法的法益变迁、立法视域变迁以及立法政策变迁三方面论证了我国生态环境污染刑事治理预防性立法的理论依据,同时认为应该在坚持生态学下的人类中心法益观的基础上,重视风险社会的影响,既要反思消极刑法观的局限性,又要谨慎积极刑法观的过度扩张,并在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中加入预防性政策的指导,对生态环境污染刑事治理预防性立法共同发力。第五部分:从我国国情出发,参照生态环境污染刑事治理预防性立法的国际经验,从生态环境污染刑事治理的立法模式、调控范围、刑罚体系等方面提出我国生态环境污染刑事治理预防性立法的完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