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深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发展引起的社会人员流动给社会带来了与地域群体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对某些地域群体的污名化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和研究。在国外相关研究的影响下,学术界研究最多的是对弱势群体的污名化,如农民工、艾滋病等群体的研究,还与国内创建和谐社会的政治导向有关系。在污名化研究中,对地域群体的污名化也颇受关注。世纪之交时期的对河南人的污名化问题也引来了众多关注和研究。在污名化研究中,学界对影响更大的族群之间污名化的研究却很少涉及。本论文试图以人类学的族群理论审视污名化现象,揭示污名化在族群关系中的作用。本研究选取西安地区河南人群体作为调查对象,对“河南人”这一地域族群污名的化问题做共时性和历时性研究。参照更早移民到关中的山东人群体的由污名化到融入的过程,探讨污名化对地域族群关系的影响。人是环境的产物,文化也是环境的产物。环境包括社会文化环境、历史政治环境、自然环境等人的生存环境。各地人群体之间不存在人性的本质差别,所表现出来的群体文化特质和文化模式的差别多由对生存环境不同应对造成。论文的绪论中,首先探讨了污名化与时代背景之间的关系,还梳理了国内外污名化研究的概况以及相关理论。又回顾了族群理论的相关概念和研究情况。论文第一章首先探究逃难到西安地区的河南人的生存环境,以理解日后到达西安地区河南人群体的文化特质和文化模式。民国以来河南省土匪横行、内战连绵、水旱灾害严重,又加上日军的侵略,大批河南人为了生存逃往陕西省。相当一批河南人逃难到了西安地区。在此基础上,初步分析了谁是人们所说的“河南人”的问题。第二章则回顾历史上河南省地区人们的迁出和迁入情况。说明从历史上看,河南省与陕西省人群体存在着相互迁移的关系,人口流动性强。最后回顾河南人逃难过程的艰辛和磨难,有利于理解河南人日后的生活态度与应对环境变化的策略。论文还从一些侧面归纳出河南人的一些性格特点。第三章着重于对河南人污名化问题的探讨,‘分析污名化的主要内容以及随时代环境变化而变化的情况。追溯了河南人这一地域族群的名称由“河南担”到“道北人”,再到后来的“河南人”,及其含义的变化过程。还分析河南人对污名化的感知情况。最后,还特别梳理了西安河南人被污名化过程中西安的河南回民成为“东头回回”的事实。第四章主要以事实呈现污名化与地域族群边界建构的关系。污名化的结果使不同群体在生活中的一些细节差别被凸显,成为构成地域族群边界的象征标志。不同地域族群之间在语言、饮食、戏剧、习惯方面确实存在着某个层面上可见的差别。最后,作为对比和参照,还探讨了西安地区的山东移民及其后代由被污名化到被接纳的过程。在西安地区河南人群体调查的基础上,揭示出污名化起到的建构地域族群边界的作用和维持地域族群之间边界的作用。地域族群的污名化是双向的,即存在着相互污名化。对其他地域族群污名化和被其他地域族群污名化的结果是增强了各自群内的凝聚力,建构出由一系列象征标志构成的边界。通过污名化施加给被污名化群体一个“受损的身份”,在婚姻、交往等方面起到一些阻碍和隔离作用。当有组织地操纵污名化行动时,污名化将会起到“聚能器”的作用,将会快速产生明显的结果。台湾的四大族群建构的事实很能说明问题。这个问题在“东头回回”和“西头回回”这两个地域族群关系的表现上也较为明显。污名化还经常表现为相近群体之间的有意区分和相互污名化。族群之间的污名化消解的过程中,地域族群的边界也就逐渐模糊,地域族群也会消解而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