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现代经济的主要空间载体。中国的城镇化实践为探索城市发展的规律提供了契机。本文从生产率和个体婚姻的角度研究中国城市的适宜规模问题,并分析偏向性财政政策对城市规模和居民福利的影响。城市规模扩大的生产率效应在理论上并不能给出明确的答案,现有文献对此进行了实证研究。以城市规模一次项为核心解释变量的文献得出城市规模扩大对生产率有正向效应,加入了城市规模平方项的文献则认为存在最优城市规模。设定特定函数形式可能掩盖了城市规模与生产率之间的真实关系,本文采用中国地级及以上285个城市2003～2012年的数据,建立含有固定效应的部分线性面板数据模型,估计生产率与城市规模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中国城市在人口规模达到110万之前,城市规模扩大生产率显著提高,在此之后,不同人口规模城市的生产率无显著差异,大城市扩张不能提高生产率。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是我国的城镇化的主要目标,然而,在中国大城市适龄青年“结婚难”问题日益严重。本文基于婚姻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提出三个有待验证的理论假说：①城市规模越大,中国城镇适龄青年结婚概率越小；②城市规模对中国城镇男性和女性青年结婚概率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③城市规模对适龄青年结婚概率的影响具有时变效应。运用城镇居民微观调查数据对上述假说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城市规模增大1%,中国适龄青年结婚概率下降0.105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城市规模增加一倍,适龄青年结婚概率下降10.5个百分点,中国特大城市持续扩张的城市规模严重阻碍了适龄青年走向婚姻殿堂；城市规模增大1%,女性的结婚概率下降0.098个百分点,而男性结婚概率下降0.146个百分点；城市规模对适龄青年结婚概率影响具有随时间增大的明显趋势。人口和生产的空间分布不仅依赖市场的力量,也与政府行为有关,中国的政策实践对城市规模的影响不容忽视。一般情况下,城市规模越大的城市行政等级越高,公共资源向行政等级高的城市集中,形成了偏向于大城市的财政支出政策。借鉴新经济地理学框架,本文研究偏向性财政支出政策对人口和生产空间分布的影响。数值模拟结果表明,偏向于大城市的财政支出政策是大城市持续膨胀的重要原因,并且降低了居民的福利。总之,中国的大城市膨胀并不能提高生产率,反而使大城市“结婚难”问题更加突出。偏向于大城市的财政支出政策促成了大城市的膨胀,降低了居民福利。协调大中小城市之间的财政分配,将有效防止大城市过度膨胀,形成合理的城镇化空间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