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绿色金融与市场型环境规制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十三五”规划指出要“建立健全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培育和发展交易市场”。为了实现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目标的庄严承诺,中国一直努力擘画绿色发展、创新发展的宏伟蓝图,主动担当作为,努力实现“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双重政策目标,积极为全球低碳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碳金融交易政策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有效途径,该政策自2013年6月在我国开始试点以来,已有不少学者从制度设计、碳金融交易市场效率、能源利用效率、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等诸多方面展开研究。然而囿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往文献鲜少从企业绿色创新的角度探讨碳金融交易的政策效应。基于此,本文试图选用企业绿色专利申请数量作为衡量企业绿色创新的代理变量,以2006年-2019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碳金融交易政策对微观企业主体的绿色创新效应。研究结果显示:首先,碳金融交易政策整体上显著促进了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并且相较于企业绿色发明型专利申请量而言,该政策对企业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其次,经过平行趋势假设检验、改变衡量绿色创新的指标、两期模型检验、排除混淆政策因素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该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再次,对行业碳密集度进行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显示,碳金融交易试点政策在高碳行业与低碳行业之间的差异暂未显现。可能的原因是政策目前还处于试点阶段,碳交易市场的规模和活跃度不足;另一方面,这也与部分高碳企业可能在绿色创新中存在路径依赖有关,其从高碳技术向低碳技术转换需要较高成本和较长时间。此外,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区域层面,试点政策对东部地区企业绿色创新的诱发作用较中西部地区企业而言更大,可能的原因是东部地区经济腾飞早、资源禀赋好、创新氛围高等因素;在企业层面,试点政策对国有企业的绿色创新诱发作用较非国有企业而言更大,可能的原因是国有企业所受融资约束较小、在被纳入碳排放交易企业名单中占比较高等因素;同时试点政策对大规模企业的绿色创新诱发作用较小规模企业而言更大,可能的原因是大规模企业掌握更多的绿色创新资源、用于研发投入的资金成本低且绿色创新成果转化率较高。最后,本文根据实证研究结果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并从制定更加明确的技术转型指导方案、加强监管机构的监督检查、加大绿色研发投入、继续完善碳价形成机制四个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