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近年来中国的环境管制政策愈发严格,但国际环境排名却越来越低,环境质量依然不见明显好转。与此同时,我国反腐取得的巨大成果同样也反映了过去我国腐败问题的严重性。那么,较高程度的腐败背景是否是环境管制政策没有起到应有效果的原因?将腐败纳入研究框架内,环境管制的污染治理效应是怎样的?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现有研究对于环境管制政策的污染治理效应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而现有文献大多忽视了腐败的因素,即使考虑了腐败的因素,也大多是从理论角度探讨腐败对环境管制的影响,从腐败角度出发考察环境管制污染治理效应的文献仍然较少,相关的实证研究比较缺乏。因此,本文从腐败角度出发,实证检验了反映制度弱化的腐败是否会对环境管制的污染治理效应产生影响以及不同的腐败程度下环境管制的污染治理效应,这对环境管制的相关管制制度和管制本身问题治理机制的设计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指导意义。本文首先通过梳理相关文献,结合环境管制的相关理论初步分析了我国现行的环境管制制度安排以及污染与腐败的现状。其次,运用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腐败对环境管制污染治理效应的影响。再次,在面板模型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不同腐败程度下环境管制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效果。最后,根据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通过对相关内容的研究,本文得出了以下结论:从理论角度来看,环境管制对环境污染的治理作用会受到腐败的制约。腐败的存在削弱了环境管制的力度,并且腐败对环境管制所引发的技术创新补偿效应的削弱以及腐败使得政策信号释放机制被寻租活动所代替均会影响到环境管制对环境污染的治理结果。另外,环境管制的污染治理效应会随着地区腐败程度的变化而发生结构性的变化。腐败程度较低时,较高的寻租和设租成本使得排污企业和政府官员缺乏寻租和设租的动机,排污企业和政府官员更倾向遵循环境管制的要求。此时,环境管制政策能够对环境起到正向作用;腐败程度较高时,环境管制的遵循成本效应更为明显,同时环境管制工具更容易沦为政府官员谋取私利的工具,政府官员更可能巧设各种规章制度迫使排污企业不得不展开寻租,此时环境管制力度的提升反而不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从实证角度来看,环境管制对环境污染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但是环境管制与腐败的交互项系数却为正,这证实了环境管制对环境污染的治理作用会受到腐败的影响。另外,门槛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环境管制对环境污染存在腐败的门槛效应。腐败程度较低时,环境管制对环境污染的总效应为负,说明此时环境管制政策能够有效的改善环境。腐败程度较高时,环境管制强度对环境污染的总效应为正,说明了此时提升环境管制强度会适得其反。基于本文研究内容,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利用政府在整治腐败的同时,应进一步提升环境管制强度,重点从腐败影响的视角设置管制强度,既提高寻租成本又压缩寻租空间,使其对环境污染治理的直接效果充分发挥。第二,制定环境政策时须考虑腐败对环境管制政策效果的影响,腐败程度较高时,环境管制力度的提升并不能有效改善环境。第三,加强环境管制教育,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将企业经营和社会公共利益目标有机结合起来。第四,完善公众参与机制,加深公众知情权、加强公众监督权和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