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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通过分析川崎病（Kawasaki disease, KD）、脓毒症患儿和健康儿童外周血中性粒细胞CD64指数，探讨CD64指数在川崎病中的临床意义；中性粒细胞CD64指数是否可作为KD与脓毒症鉴别诊断的临床指标。同时通过超声心动图（Ultrasoniccardiography, UCG）测量KD患儿冠状动脉内径，探讨CD64是否参与冠状动脉损伤（coronary artery lesions, CAL），为KD的临床早期诊断和提示预后提供重要的实验室指标。方法2011年7月至2012年10月在安徽医科大学儿科临床学院(安徽省立儿童医院)心内科住院患儿中收集54例KD患者，根据UCG结果分为无冠状动脉损伤（nocoronary artery lesions, NCAL）组41例（男29例，女12例）和CAL组13例（男10例，女3例）平均23个月，中位数18个月。30例脓毒症患儿为脓毒症组，10例健康体检儿童为健康对照组。KD组患儿入院前均未使用丙种球蛋白（Intravenousimmunoglobulin, IVIG）和激素治疗，入院后发热第7～9天均接受1g/kg·d的IVIG连续2天静脉输注，联合口服阿司匹林30～50mg/kg·d治疗，同时给予对症处理，并且于病程的7～10天与25～28天行心脏彩超观察冠状动脉内径。所有KD、脓毒症患儿均于入院第2天晨起采集外周静脉血2mL，KD组患儿IVIG治疗且热退2天后再次采集外周静脉血2mL复查，健康体检儿童门诊采集外周静脉血2mL。采用流式细胞仪检测KD患儿、脓毒症患儿和健康体检儿童外周血中性粒细胞CD64（Clusters of Differentiation，CD）指数、白细胞数（white blood cell,WBC）、中性粒细胞百分比（N%）及CRP（C-Reactive protein, CRP）的表达。同时疑为脓毒症者在入院接受抗生素治疗前采集外周静脉血进行血培养与药敏试验。各组所有数据采用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Statistical Package for Social Science,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治疗前后采用配对t检验，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绘制ROC曲线，确定CD64指数诊断KD的最佳截断值，并计算其敏感性和特异性、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结果治疗前KD组（7.02±3.21）与脓毒症组（11.25±5.14）CD64指数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2.45±0.52），但KD组显著低于脓毒症组（P<0.01）；KD组WBC（17.44±7.89）×109/L、N%（62.18±14.15）%、CRP（90.18±70.01）mg/L与脓毒症组WBC（15.27±9.73）×109/L、N%（60.67±13.89）%、CRP（95.19±49.58）mg/L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前NCAL组CD64指数（7.43±3.17）、CAL组（5.74±3.09）与对照组（2.45±0.52）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治疗前NCAL组、CAL组CD64指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NCAL组CD64指数（2.63±0.69）、CAL组（2.56±0.73）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NCAL组CD64指数（2.63±0.69）和CAL组（2.56±0.73）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差异有意义（P<0.01）。通过绘制ROC曲线，计算得出CD64指数取临界值为8.28时，外周血中性粒细胞CD64作为条件对KD的诊断的敏感度为70.4%，特异度为73.3%，曲线下面积为0.765，阳性预测值为86.9%，阴性预测值57.9%。结论KD患儿外周血中性粒细胞CD64表达水平升高只提示KD与细菌感染间接相关，而CD64指数与冠状动脉扩张无关；CD64指数或可作为KD与脓毒症患儿临床鉴别诊断的重要依据之一；治疗后CD64表达水平下降迅速，推测其可能是预测疾病转归的灵敏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