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副刊在新文学发端之初就自觉担当了传播思潮、启蒙思想的重任,并在权威体制之外为各式文人话语的存在开辟了新的言论空间.1932年改革之后的《申报》副刊《自由谈》就是这种新型言论空间的典型代表.本文以1932-1935年间的《自由谈》杂文为研究对象,通过《自由谈》滋生的外部环境、自由空间的营造和拓展、自由的批评实践来考察开拓自由空间的意义.20世纪30年代上海多元复杂的政治、商业、文化环境为《自由谈》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相对自由的外部空间,社会自由改革的氛围催发了《自由谈》的改革变新.编辑黎烈文由此形成对刊物自由品格的定位,即追求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推动社会进步.在这种自由精神的倡导下,编者和作者共同努力,通过一系列编辑理念与合法主义反抗策略的实行,构筑了《自由谈》的相对健康和自由的批评空间,使得不同派别的作家展开广泛的政治批评、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彰显自由的批评精神和大众关怀.《自由谈》自由空间的开拓在当时和现在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