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在金融市场中,地位最高、活跃性最强的为股票市场。股票市场通过价格的信号机制来对稀缺资源进行最优分配,因此,股价同步性与资源配置效率息息相关,其波动性也一直以来受到学术界的热切关注。经过上世纪末至今30年的持续发展,从体量上来讲已很难将中国资本市场界定为“新兴”市场,然而鉴于各项体制制度尚未成熟、监管体系有待完善、政策环境不确定性高等原因,将其定义为“成熟”市场仍待商榷。在如此复杂的一个市场环境中,全面探索影响股价同步性的各种因素,尤其是公司决策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无论是对于拓展学术研究,还是对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减少资源错配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在诸多公司决策中,作为一种缓解代理矛盾的薪酬制度,股权激励在我国企业中的应用越来越多,然而其实际效果却差强人意——上市公司股权激励高管天价薪酬、恶意套现等事件屡见不鲜。面对股权激励的行权收益与业绩标准,高管有动机操纵盈余、隐瞒公司真实信息,进而导致公司透明度下降,而公司透明度正是股价同步性的核心影响因素。所以本文考虑股权激励给高管带来的薪酬诱惑,是否会导致其基于自利行为而进行信息管理,降低公司信息透明度从而导致股价同步性受噪音干扰而出现异常波动?如二者存在关系,其中的传导机制是什么?这种关系又受哪些外在因素影响?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以2006年至2018年沪深A股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高管股权激励与上市公司股价同步性之间的关系,并且加入股权制衡度与产权性质作为调节变量,研究不同的公司内部机制是否会对高管股权激励与股价同步性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最后通过中介检验探索高管股权激励对股价同步性的作用机制。本文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是绪论。本部分首先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接着介绍研究目标和内容,最后是本文的创新之处。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本部分首先对股价同步性相关文献、股权激励相关文献以及两者关系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接着对以上文献进行综合述评,在分析研究现状与研究前景的基础上,寻找新的突破口和立足点。第三部分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本部分首先界定研究对象的重要概念,接着阐述相关理论,最后根据理论分析推演本文的研究假设。第四部分是研究设计。本部分将介绍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主要变量的定义和度量、以及实证模型的构建。第五部分是实证分析。本部分首先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以对研究假设进行初步验证,接着进行回归分析,最后进行稳健性检验并得到实证结论。第六部分是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本部分将总结本文的研究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其次阐明本文研究的不足与局限,据此提出进一步的研究展望。本文研究发现:（1）在现阶段噪音依然庞杂的我国资本市场,高管股权激励与股价同步性呈显著负相关关系;（2）并且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通过盈余管理和信息操纵降低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是这种关系的内在机制;（3）本文引入股权制衡度这一调节变量,回归发现股权制衡度越高,高管股权激励与股价同步性的负相关关系越弱。这说明股东们的监督制约机制可以有效抑制管理者的寻租行为,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缓解股权激励对股价同步性的降低作用;（4）其次,加入产权性质这一调节变量,研究发现相比非国有企业,在国有企业中高管股权激励对股价同步性的负相关关系更加显著。这说明在国有企业中,由于受到种种因素的限制,股权激励效果不佳,因此加剧了不真实信息和噪音影响,导致股价同步性下降。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第一,目前关于股权激励与股价同步性的研究寥寥,而本文则将股权激励对象（包括高管股权激励与员工持股计划）加以区分,重点分析研究高管股权激励与股价同步性之间的关系。因为管理层作为公司重要的决策者,为达到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高管更有动机且有能力从事信息披露的机会主义行为。所以研究高管股权激励对股价同步性影响的意义更大,排除了员工股权激励的干扰。第二,目前我国从“非理性行为观”的视角研究股价同步性的文献相对较少,本文创新性地从这一视角出发研究高管股权激励与股价同步性的关系;并采用KV度量法测度信息披露质量以检验探究高管股权激励对股价同步性的作用机制。本文研究发现,虽然高管股权激励与股价同步性呈负向关系,但其看似利好的背后并非更多的公司特质信息披露,也并非更高的资本定价效率,而是更低的公司透明度和更多的机会主义行为。本文为高管股权激励与股价同步性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理论解释与经验证据。第三,本文基于公司委托代理问题,引入股权制衡度和产权性质这两个调节变量,更加细致的研究不同的治理结构与产权性质对高管股权激励与股价同步性关系的影响,为上市公司治理和国有企业改革提供更多实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