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是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和最富有道德的词汇,其发展和演进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受若干因素的影响,人权及其属性的涵义日趋复杂多变,从历史学、伦理学、哲学和法学等角度来理解和观察显得十分必要。文章运用历史梳理与理论分析等方法,全面论证了人权及其普遍性理论的形成、发展和演进的过程,分析了人权普遍性的理论根据及各种争论、对抗的成因,近而运用文化相对性理论予以分析和评价,指出了人权普遍性的理论缺陷与实践困境,认为只有在正确认识文化共同性及差异性的基础上,通过跨文化的人权交流与合作来弥合二者间的矛盾,最后探索了全球人权治理的中国方案和实践路径。普遍人权理论根植于西方自然权利论的核心—自由主义,借助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海外扩张,尤其在两次世界战争所引发人类理性反思等因素的促动下,人权理念包括普遍性理论迅速成为国际社会重要的精神理念和行为指引,人权普遍性备受推崇;尽管针对人权普遍性的理论与实践的质疑及批判充斥其间,而尤以文化相对性为主要反调。随着人类学理论的日趋成熟和第三世界国家文化自觉运动的高涨,文化的相关理论渐趋丰富,使得文化阐释人权变得可能和十分必要。自文化相对性兴起并成为反对人权普遍性的重要理论以来,加剧了人权普遍性与文化相对性之间的对抗与矛盾,导致国际社会中人权冲突与对抗愈发复杂,人权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和阻力。因此,本文基于文化的共通性与差异性理论,承认作为文化结果的人权之普遍性与文化相对性间的矛盾存在弥合的必要和可能,强调在文化趋同和全球化的趋势下通过加强文化认同、理解与宽容是弥合二者矛盾的重要途径。人权与文化的实践表明,文化相对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需要在文化认同的前提下,具体通过跨文化合作的路径来有效弥合和消解人权领域的张力,指出人权有限普遍性理论是符合全球人权发展趋势的合理且妥当的结论。中国应坚持人权普遍性与文化相对性的原则,尤其从本国传统文化出发,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秉持人权普遍性与相对性对立与统一,加强人权法治化的进程并推进人权跨文化交流与合作,进一步落实以生存权、发展权与和平权为核心的中国人权发展道路,为全球人权实践提供可资借鉴的中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