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都呈现了蓬勃的发展之势。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流入我国的外资年平均增长率为28.9％。从1993年开始，我国已连续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资本流入国。从外资的结构上看，FDI占全部利用外资的比重逐步上升，自1993年起一直保持70％以上。与此同时，我国的出口额也在飞速增长，从1983年的222.3亿美元到2007年的12180.16亿美元，25年间增长了54倍多，平均年增长率超过20％。尤其在我国加入WTO以后，出口增幅呈高速增长的态势。同时，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出口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从1980年的49.7％上升到2007年的93％，高新技术产品所占比重从1950年的4.71％上升到2007年的32.17％，呈现出明显的升级趋势。那么，外商直接投资是否不断地优化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又能否促进FDI的流入及优化呢?这是关系到我国相关政策，特别是外资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重大问题。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对过去20多年利用外资经验的总结，更是对未来利用外资策略的超前探索。在外资数量及外资在我国的分布结构都有了新变化的今天，就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商品结构的关系进行分析，无疑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文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论述： 本文的第一部分简要说明了我国目前出口及FDI的现状，并阐明了选题的目的及意义。 第二部分首先简要介绍了出口商品结构的概念、现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联系FDI及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发展的状况，基于历史的统计资料，分析发现90年代以来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得以不断优化。提出优化出口商品结构，逐步提升工业制成品占出口的比重，促进我国出口结构逐渐由劳动密集型出口为主转向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这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意义十分重大。若不注重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和改善，就可能引发以下不利结果：(1)在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市场上，与处于相同出口商品结构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发生更激烈的竞争和贸易摩擦，将受到更多的反倾销指控。(2)发达国家采取一系列贸易保护政策，其矛头主要对准大量以价格取胜的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我国传统的大宗出口商品如纺织品、鞋类、简单加工品等就会受到更多的配额限制和其他形式的数量限制，造成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下降。(3)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的进一步降低，将造成外贸出口“丰产不丰收”，出口额增长，而出口效益反而下降，出现所谓的贫困化增长。 第三部分回顾了有关出口商品结构的理论，论述了出口商品结构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理论联系，其中以FDI为重点。本章运用相关统计数据，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分布结构，指出：在行业分布结构方面，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部门，第三产业的协议投资额具有明显的起伏，且所占比例不高，不符合现代产业结构的要求，但逐步趋向于合理。在地区分布结构上，本章对2006年全国主要的101个城市的FDI流量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这些城市FDI流量占全国地级以上城市总量的90％。其中东部66城市占样本FDI总量的83.04％，占当年全国FDI总量75.38％；中部24城市占样本FDI总量的11.5％，占当年全国FDI总量10.21％；西部11城市占样本FDI总量的5.71％，占当年全国FDI总量5.19％。且西部城市主要集中在各省会中心城市。可见，FDI地区分布结构不够合理。因此在我国当前经济形势下，如何通过相应的经济、产业政策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最终引导FDI的合理分布也显得十分迫切。 第四部分是全文的重中之重，本章综合运用了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尝试性地系统研究了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各影响因素，最后把重点放在研究FDI与出口商品结构的关系上。因为随着FDI规模的扩大，它不仅带动了中国出口总额的增长，尤其是工业制成品出口额的增长，同时，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对吸引外资、引导外资流向合理的地区、行业方面的作用也十分显著。本文选取2001年至2007年的数据作为样本，并把机电行业和纺织行业分别作为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低附加值产品的代表，从而建立影响出口商品结构的诸因素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具体使用的计量方法为协整检验、因果关系检验、误差修正模型以及脉冲响应分析。结果表明：(1)我国出口规模的扩大与FDI有着较高的相关程度。(2)FDI促进了出口商品结构的升级。FDI每增加一单位将促使纺织与机电产品出口量的相对比值减少0.0017个单位。FDI结构的长期系数为0.0738，即流向两个行业的FDI比值每增加一个单位将促使这两个行业出口量的比值增加0.0738个单位。(3)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净值、资金利润率、固定资产净值的增长、销售收入增长、美国进口增长、两个行业的外资企业产出增长比值及FDI绝对值都是出口商品结构的Granger原因；同时，出口商品结构同样Granger影响FDI。两个行业的外资企业产出增长比值和FDI绝对值与出口商品结构的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出口商品结构与FDI总量、结构之间存在相互影响，证实了理论分析中FDI和出口商品结构的内在关联。 另一方面，通过协整检验、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等实证分析，本文也发现，不仅FDI对出口商品结构有显著影响，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动也对FDI的分布结构和数量有显著影响。在协整分析中，协整方程代表了FDI分布结构(用两个行业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比值表示)及其绝对量水平与出口商品结构等变量的长期关系。两个行业的外资企业产出增长比值及FDI绝对值与出口商品结构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明出口商品结构与FDI总量及结构之间存在显著的相互影响。脉冲响应的分析结果同样也表明，不仅FDI能影响出口商品结构，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动也能对FDI的分布和数量产生显著影响。 文章的第五部分分析了在利用外资过程中存在的一些代表性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首先，利用外资仍然是我国促进自身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我们仍需积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但目前的重点应放在注重外资质量、引导FDI的合理流向上，促使其投产于我国急需的以及符合国际市场需求潮流的工业制成品行业，同时限制FDI投产于我国的初级产品行业以提高我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其次，我国应充分利用外资，抓住机遇培育我国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主导产业，形成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最后，基于本文分析的结论，我们应充分认识到出口商品结构及产业结构的优化对FDI的引导作用，通过调整出口商品结构，达到促进FDI合理分布的目的。在利用外资的同时更加注重自身生产能力和研发能力的培育，从根本上改善并逐步升级我国的出口结构，从而进一步促进FDI的合理流动。 由于数据收集有一定困难，且笔者的精力和水平有限，因此实证上的一些研究还存在着不足，对于出口商品结构与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还需进一步精确化，仍需进一步的努力。此外，FDI与出口商品结构的关系是一个涉及领域宽泛，具有一定理论性和实务性的课题，因本人的水平和篇幅所限，本文只涉及到很窄的面，只能说是一个引子，希望能够产生“抛砖引玉”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