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时期，随着国家的统一、经济发展和广泛的对外交流，各民族各地区文化融合的倾向进一步加强，先后出现了“文景之治”、“光武中兴”、“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盛世繁荣局面。河洛地区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这个历史大背景下，河洛文化的发展也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作为河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河洛地区的体育文化也出现了生动活泼、风格迥异的格局。两汉时期，河洛地区的体育文化也有了较大发展。尤其是东汉定都洛阳，河洛地区成为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皇亲国戚、王宫百官、贩夫走卒荟萃于此，这种无与伦比的政治优越性无疑是河洛地区体育文化发展的巨大动力。这一时期，河洛地区的体育文化活动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有了巨大发展，导引、马球、蹴鞠等体育活动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射、御”等成了太学教育的重要内容。两汉时期，河洛地区如登封、洛阳、郑州等地出现了大量的汉画像石和壁画，里面有丰富的体育内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体育文化的繁荣昌盛。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分裂和大融合时期。频繁的战争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主中原，客观上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玄学、佛教与道教有了显著发展。在文人学士当中围棋活动十分盛行，著名的竹林七贤都是围棋高手。当时还出现了围棋专著，仅《隋书·经籍志》中的记载就有16种之多。这一时期，河洛地区亦出现了较复杂的象棋活动。随着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方民族的入主中原，对河洛地区的传统体育带来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使骑射与角力风靡于河洛地区，逐渐形成了北方的尚武精神。隋唐时期，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统治者采取兼收并蓄的开放政策，广泛吸收异族文化，河洛体育文化大放异彩。隋炀帝统治时期，洛阳号称东都；武则天时，改为神都，河洛地区仍然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这种政治上的优势无疑极大地促进了河洛地区体育文化的发展。武术受到统治者的重视，隋文帝杨坚经常亲自督率武士习武，唐太宗李世民也曾亲自教习武士射箭，并对射技精湛者予以奖励。武则天都洛时，尤重武而设武举。马球在唐代洛阳很盛行，包括武则天在内的朝廷官员均爱好马球运动。宫城、禁苑里多筑有球场，贵族官僚也有自筑球场者。帝王将相、文武百官大都喜爱击鞠、蹴鞠活动，妇女也积极参与体育活动。隋唐时期，“国家外交联谊表演活动、国家正规体育活动、宫廷庆典活动、君臣田猎、军队体育活动、社会精英艺术体育活动、民间体育活动”等在河洛地区都开展得有声有色。从宫廷到民间、从王公大臣到平民百姓无不对体育运动有着积极的参与。汉唐时期，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发达。西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中西交通的新纪元；公元前60年，汉政府设置西域都护，随着西域都护的设置，一条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到达安息、中亚和欧洲诸国的丝绸之路得以开通，大大加强了汉朝对外经济和文化交流。东汉时期，中国同西亚和欧洲的往来日益频繁。隋唐时期，除陆上丝绸之路外，唐政府又开通了海上丝绸之路，泉州、明州、广州成为著名的对外贸易港口。这一时期，中外交流更为频繁。作为一种强势文化，河洛地区的体育文化随着汉唐的对外交流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地。汉唐政府先后与亚非欧等70多个国家开展了对外贸易与文化交流。在中外交流日益频繁的基础上，河洛地区的体育文化也传播到这些国家和地区。如河洛地区的养生术、剑术与刀术传到了日本、朝鲜和东南亚诸国；同时，河洛地区也吸收了外国和其他民族优秀的体育项目和体育文化。如西域诸国的音乐、舞蹈、杂技，缅甸的音乐、杂技表演，天竺的瑜伽术传到中原地区的河洛一带。这种交流是双向的，互惠互利的。正因为如此，河洛地区的体育文化才呈现出兼收并蓄，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