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假说是西方经济学对人性的最基本假设,是西方经济学理论得以建立的最重要理论基石。它的产生不是出于人们的主观偏好,而是有其客观必然性,是由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与演变,“经济人”假说自身也在与其它理论的争鸣和交锋中不断修正、调适和完善,从而极大地扩大了自己解释的范围,并最终跨出经济学的大门,对社会学、政治学、公共行政学等学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用。在上个世纪后半叶时期,一场风行于大半个地球的新公共管理改革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就受到“经济人”假说的影响。“经济人”假说为“政府失效说”提供了理论支撑点,政府官员被认为也是追求个人利益或效用最大化者,薪水、职务、津贴、权力、机构的产出等都属于他们实现自己效用最大化的函数因变量。这些因变量与政府官员的总效用成正比关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政府失灵”现象的根源。“经济人”假说在西方各国行政改革中运用的经验和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为我国提供了很好的观察视角。资本主义的问题就在于将“经济人”的历史阶段性看作历史永恒性,将工具当作目的本身,将“经济人”的历史合理性当成历史普遍性来无限夸大。必须看到,在我国的行政改革中,承认“经济人”假说具有现实意义。即使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中,“经济人”行为仍然普遍存在,只不过以扭曲的形态表现出来。实现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物质财富的丰富是必要条件,市场经济是必然的路径选择。因此,我国的行政改革也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利用好“经济人”假说,一方面要创造良好的环境引导“经济人”合法、合理地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另一方面又要发挥社会主义的特有优势,积极防止“经济人”的片面极端发展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