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从2007年起就开始申请加入《政府采购协议》(the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greement,以下简称为“GPA”),但是至今我国仍然没有能够成功加入,这其中最主要争议点就在于西方发达国家希望我国开放全部国有企业采购市场,而我国认为我国《政府采购法》的采购主体中并不包含国有企业,况且我国国有企业进行了股份制改革,实行政企分开、自主经营,也不属于政府的职能部门,所以国有企业不应该纳入政府采购主体。我国将国有企业排除政府采购主体的行为令西方等发达国家非常不满,因此我国数次加入GPA的谈判都未能成功且加入进程相当缓慢。2014年12月22日,我国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交了申请加入GPA的第六份出价清单,这份出价清单较之以往有很大不同,尤其是在附件3中首次列入了3家国有企业,这意味着我国即将开放国有企业采购市场。本文分析了我国国有企业与西方发达国家国有企业的本质差别,所以决定了我国不能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全部开放其国有企业政府采购市场,而应该建立自己的开放标准,并在这一标准下有选择的部分开放国有企业采购市场。本文主要运用了比较分析的法学方法,第一部分首先介绍了GPA的概况、我国国有企与国外国有企业的概念与特点并对比国内外国有企业的不同,以及分析了我国国有企业纳入GPA的积极影响以及现实的困境。第二部分介绍了国外国有企业的分类标准以及GPA与协议成员国对于“其他实体”的界定标准,进而审视我国对于国有企业分类标准的混乱与缺失。第三部分介绍了我国国有企业的分类以及纳入GPA应当适用的标准。最后一部分讲述的是我国国有企业纳入GPA框架下我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完善建议,包括我国国有企业的出价策略、纳入GPA的国有企业采购的法律适用以及我国政府采购相关制度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