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书写的是19世纪中期的彼得堡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的社会现状,中国作家王安忆描绘的则是20世纪40年代以来上海的沉浮兴衰。依据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理论,陀氏的“彼得堡书写”和王安忆的“上海书写”,虽在国别、年代、国情和创作背景上都不相同,但他们都将目光聚焦在繁华都市背后的阴暗和贫穷,透过作为个体的人的或苦难、或平凡的生活,表现出两座城市“欠发达的现代主义”的核心特点和有意地去“东方化”的城市氛围。在他们的笔下,彼得堡和上海是各自民族在现代化转型时期新旧文化交叠的扭曲的产物,它们是“幻梦雾都”,是“鳄鱼之城”,也是“未来的城市”。陀氏的“彼得堡书写”和王安忆的“上海书写”,都揭示了现代化缺陷所带来的粗鄙和假象以及人们在现代化都市中生存的困境的共同主题。陀氏的“彼得书写”和王安忆的“上海书写”沿着城市平民的生活轨迹,从甘草市场和上海弄堂,到涅瓦大街和外滩,再到小酒馆和歌舞厅,他们着力挖掘城市中底层人群和贫穷的小人物的内心和灵魂,苦苦探索该如何正确对待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如何解决物欲时代里的人的精神走向的问题。对于陀氏的“彼得堡书写”与王安忆的“上海书写”的比较研究,不仅可以从中梳理出两个民族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不同样态、两种国别文学城市书写的不同特点,也可以从中把握两个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人物的命运和心灵的裂变,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本篇论文的绪论部分主要包括有关陀氏“彼得堡书写”和王安忆“上海书写”的国内外研究综述、本论文选题的缘起及意义、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第一章分析了陀氏笔下的彼得堡和王安忆笔下的上海所形成的共同的城市意象。幻梦雾都,鳄鱼之城,未来的城市,这些共同的意象是陀氏和王安忆对城市印象的升华,统摄着他们的作品基调,传达了两位作家城市书写的共同主题,即对现代化的思索。第二章分析了陀氏笔下的彼得堡和王安忆笔下的上海的城市空间。选取了能够表达特定社会阶层意识的三个特定的城市空间,诸如小人物的聚居地:甘草市场和上海弄堂;大都市的镜像:涅瓦大街和外滩;情感的宣泄所:小酒馆和歌舞厅。这些地方是彼得堡和上海“欠发达的现代主义”最好的展示场,传递着陀氏和王安忆对人性的探寻以及对各自民族的“失根”与“寻根”的哲思。第三章归纳了“高高在上的贵绅阶层”、“平凡的小人物”和“迷茫的知识分子”三种城市空间中的形象系统。“人间”依托于“空间”,而“空间”又反作用“人间”。城市由人组成,同时城市也影响着人的发展。形象系统体现了欠发达的现代主义和“人之恶”间的相互影响,彼得堡和上海这两座由人们建造的城市并不能为居住其中的大多数人所用,标榜的现代“理性”使人陷入信仰的迷失。结语部分总结归纳了陀氏“彼得堡书写”和王安忆“上海书写”的异同,对两位作家的城市书写中的现代性思考与人性探寻做进一步阐释。